他们大多数都是家庭操作，不需顾请人员，当市场整体供给过剩，价格下跌时，他们随时可以撤退，不存在就业安置方面的各种难题，也不必考虑资金和设施闲置的损失。当市场整体供给不足时，他们又随时可以杀入，不存在人员组织方面和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机动灵活，“船小好掉头”。特别是少量散养一般是由留守老人和妇女从事的业余性工作，既能充分利用农村家庭副产品和青绿饲料，也不占用社会劳动力，还能补充农民家庭收入，对社会、农民本身都有益无害。
那么，为什么生猪散养总是备受责难，遭到歧视甚至政策上的打击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猪价高低与波动幅度大小与养殖结构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前文已经说到，九十年代散养为主时与近年规模养殖占比提高的情况下，不管是猪肉价格的涨幅，还是波动的频率，反而是倒过来的。本老倌甚至敢断言，如果我们现在强行将生猪散养消灭，定价权完全由权贵资本垄断，猪肉价格不但降不下来，反而会像中国石油一样成倍上涨，中国人真正吃不起肉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中国肉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养殖成本高。养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加等国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等生长促进剂，而中国是严格禁止使用的，私自使用是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严重代价的。二是饲料原料价格高，做为主要蛋白原料的豆粕，由于国内禁止生产转基因大豆，但允许进口国外的转基因产品，这种不平等竞争轻而易举的摧垮了中国大豆种植业后，从此定价权一直操控在美洲国家手里;做为最重要能量饲料原料的玉米虽然国内目前还基本可以自给，但由于中国耕地面积少，土地所有权不明确，难以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且同样禁止生产转基因农产品而默许国外的转基因产品流入国内，致使国产玉米生产成本高，价格自然也比国际市场价要高很多。第三是隐性成本高，我国因重复从多国大量引进种猪，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猪病都引进了中国，使中国成为万国猪病大乐园。使中国养猪业不但防疫成本比任何国家都高，而且因死亡率高而推高了出栏总体成本。养殖成本与养殖规模同样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文所述散养因为能充分利用零星农副产品和青绿饲料，而且不需管理费用，劳力使用也灵活多变，反而能部分降低成本。
散养备受责难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散养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前面说过，散养农民大多是失去打工资格的老弱妇孺，他们多数没有文化，在精英治国策略下的中国，他们基本上完全丧失了社会话语权。所以对他们任何的坻毁和口殊笔伐，他们都只能忍受，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
传统养猪业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今仍然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即使在政府使用对规模猪场大力扶持补贴以造成不平等竞争的恶劣市场环境中，他们仍然用自已的劳动，默默地、顽强地反抗着。因为在我们这个农民仍占多数的低福利国家，他们首先需要生存，一旦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又不给出路的情况下，这种争夺生存空间的反抗将是长期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老倌并不否认规模化生产的优越性，更不反对行业在市场主导下向规模化生产方式过渡。只是目前我国的所谓规模化不过是政府主导下强行推动的规模化，是一种崎形的规模化。
市场主导下自然形成的规模化和政府主导下强行推动的崎形规模化有什么区别呢?
自然规模化发展的过程是以市场为主导，在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管理的优势，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法则，渐进式的发展起来的。而崎形规模化是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在崎形政绩观的支配下，背离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通过政府扶持、补贴的方式，不需要技术管理的竞争，只需要凭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中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或者先天拥有的政府或社会资源就能实现的。
自然规模化的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侵害农民的生存空间。散养猪农之所以退出养猪行业是在衡量与其它行业的比较效益后自愿退出的，所以也不会在养猪行业恢复合理利润的情况下重操旧业。而崎形规模化是在工业化水平倘处于低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通过不平等竞争手段挤占散养猪农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由于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不成熟，因而影响着生产的不稳定性，生产的不稳定肯定会影响市场供应的不稳定，市场供应的不稳定肯定影响价格的不稳定。而被剥夺生存权的散养猪农一旦在摒除政府补贴后仍有微利的市场环境下必然会重新蜂拥进入他们的旧领地，从而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大幅波动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