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商报：从政策制度层面来看，如何才能进一步推动城市资本下乡?
孙甚林：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对生猪养殖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猪场建设补贴等。这些政策对生猪养殖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困扰养猪业的环保和土地问题非常突出，如猪场建设用地都是临时流转土地，企业不敢进行百年大计的投入。国家应该考虑猪场建设用地长期性使用问题。
同时，在政策资金补贴方面，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要区别对待，鼓励和引导规模养殖。此外，应加大对种猪科研的扶持力度。
谈未来
占领塔尖成就百年企业
重庆商报：你刚才谈到，生猪养殖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孙甚林：那是当然，全球50%的生猪都在中国。遗憾的是，猪种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的。而猪种处在整个生猪畜牧产业链的“金子塔尖”。过去，我们不注重猪种科研等基础研究，都是引进猪种赚快钱，造成养殖效率和品质不高，直接影响中国生猪和猪肉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话语权。
同时，一些搞生猪育种科研的没有走出大学实验室，造成生猪科研与养殖生产严重脱节。目前，生猪行业粗放型发展，养殖水平不高，产业链各环节关联度不高，这决定生猪养殖还有很大的空间。
重庆商报：要成为百年企业，关键要在哪些环节有突破?
孙甚林：最核心的是育种，占领生猪产业链的金字塔尖。
生猪养殖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养1~2头猪简单，而养一大群猪却是另一回事，养猪也是一门高水平的技术活儿。
大量散户退出养殖市场，虽会经历阵痛，但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些搞生猪育种科研的没有走出大学实验室，造成生猪科研与养殖生产严重脱节。
谈风险
扶持龙头转嫁散户风险
重庆商报：生猪养殖陷入周期“怪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怪圈”?
孙甚林：形成周期“怪圈”的核心是我国生猪养殖以散户养殖为主。我市每年出栏1800万头生猪，八成都是散户养殖。散户养殖占主导带来的问题是形成了生猪价格的周期波动，只有等散养户退出养猪业，大型养猪企业占主导地位时，这种波动周期才会消逝。
大量散户退出养殖市场，虽会经历阵痛，但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已从以前的5年，缩短至3年。周期越短，散养户退出速度就越快。
重庆商报：对散户来说，很难准确掌控市场变化，如何增加散户的抗风险能力?
孙甚林：生猪养殖的市场风险始终存在，这是市场规律。养殖环节是生猪产业链中抗风险最弱的一环，个体散养户很难抗拒风险。从全国经验来看，通过龙头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才能转嫁散养户的养殖风险。
因此，要从根本上增强散养户抗风险能力，首先是鼓励和扶持城市资本下乡，搞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形成畜牧“龙头”企业。这样散户不但获得了猪苗、饲料和药品，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技术、管理措施和销售市场等。其次，散户“抱团”形成畜牧合作社，建设一定规模养殖场，与“龙头”企业合作，共同抵御风险。第三，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猪肉食品加工。当生猪供大于求时，生产罐头、火腿等，摆脱和延长内部循环造成的价格“怪圈”。
重庆商报：国外是否有抗风险制度设计?
孙甚林：有的。比如泰国及西方一些国家，对涉及重大民生的农产品，施行国家收储。当农产品价格整体低于行业盈利标准时，由国家成立的专门机构，以微利水平收购储备，保护种养殖户利益，利于社会稳定和行业健康发展。因此，建议采用收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