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研究员也指出，“中国生猪养殖以散养为主，缺乏规模生产。大量生猪养殖者无法预计未来市场的变化，而只能根据经验来决定现在的经济行为，造成了我国生猪生产呈现周期性波动。”而生猪行业利润水平受饲料价格以及猪肉价格两方面影响。在生猪规模养殖成本中，饲料成本占总成本60%左右。饲料价格与猪肉价格在较短周期内经常出现变动不一致的情况，从而造成养殖户的利润波动。
自今年2月初起，猪肉价格及生猪价格便开始一波震荡下行，4个月之内猪肉价格跌幅达到20%。与此同时，生猪养殖成本却未见降低，全国生猪市场也于5月底出现亏损。
上述上海研究员还警告说：“产业资本进来，总是抱有远大抱负，希望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品质，走工业化道路。不过，相比行业内优势企业，这些门外汉还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有媒体评论指出：武钢养猪存在非相关多元化经营面临的诸多风险：企业资源总是有限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的实施往往意味着原有经营的产业要受到削弱。
亦有观点指出，如果一家钢铁企业过度偏离主业，将很大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用于发展非钢业务，尤其是与主业毫不相关的业务时，也会导致主业发展的后续乏力，这是比较危险的做法。
一位钢铁央企的前任总经理对记者表示，即便非钢产业不跳出钢铁主业的根基，也很难大规模产业化，中钢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
多元化经营，似乎是每一轮经济低潮时央企的集体选择。当年央企三九集体就是被无节制的多元化扩张拖垮。武钢养猪还令市场联想起春兰空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占据市场多半份额的春兰空调风光无限，迫不及待地将触角伸进其他多个领域，摩托车、洗衣机、冰箱、汽车底盘和压缩机等项目纷纷上马，试图打造一个庞大的“春兰帝国”。如今，中国空调业的主流阵营已没有了春兰的立足之地。
从历史经验而言，武钢养猪转型发展并非开天“创举”，上世纪90年代，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由于主业式微，大举进入辅业领域以为救命稻草，甚至将辅业扶正，当辅业不景气了，又想全身而退，结果是主辅剥离困难，辅业成为国企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看来， 武钢跨行养猪，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主业亏损之时，抓一堆辅业来发展，等辅业不好了，就急急忙忙要剥离，事实已经证明，辅业剥离难度很大，这样反复搞来搞去，企业迟早被拖垮。
问题三：跨行养猪给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隐忧
武钢养猪的理由是因为目前钢铁产能过剩，导致利润下滑危及企业生存。
但据了解，中国钢铁业技术虽已取得长足进展，却未能突破技术瓶颈。目前所谓的钢铁产能过剩只是粗钢中下档产品的产能过剩，很多高端钢产品还是要依赖进口。预计，国内未来五年的特钢需求将超过5000万吨，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增需求占比超过10%，且所需特钢多为高端品种，但中高端板带材类的特钢产品仍依赖进口，特钢供需缺口未来5年仍将存在。
因此，有批评指出，武钢摆脱困境要靠技术的创新和产业附加值的提升，而根本的出路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效率，提升核心竞争力。靠养猪来突围，实在有违国企的社会责任，也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良策。
养殖业和现代服务业，本是一处高度开放的低端市场领域，它是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的天然生存场所。
国企冒然进入这个领域，源于其在低端的粗钢加工领域没有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创新，掌握着资金和资源优势的国企不设法体内循环，却转身向更为低端的农业和第三产业进军，市场的分层和分工是明确的，国企如此行为只能让自身变得更为慵懒，形成对低端市场的高度垄断，在事实上推卸了核心企业的社会责任，将自身问题嫁祸于弱势的中小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