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方面重要的原因是政策干预对猪肉价格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萍直言，“此前一轮猪肉价格上涨由于疫情导致猪肉供不应求，国家进 行了能繁母猪的政策补贴鼓励生产，由于猪肉上市需要一个周期性过程，大量母猪补栏使得供求关系中供大于求，导致去年猪肉价格出现较大回落，养殖者都面临不 同程度的损失，这种政策干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平衡性，对农户养殖者的损失较大”。
对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认为，政策的干预容易给养殖户造成错误的价格信号，破坏市场的自身调节。“像市场上除猪肉以外的鸡肉、羊肉等肉类产品，政策很少干预，反而价格一直都比较稳定。”
破解之道
规模化养猪 市场化管猪
每当猪肉价格涨跌幅度考验到人们承受底线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出手救市。
暴涨暴跌似乎成了我国猪肉市场的一种常态。有统计显示，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猪肉价格大约经历了8次周期，每次周期持续时间为3-4年，波峰价格比波谷价格高出近1.5倍。养殖者陷入了“一年赚、一年平、一年亏”的怪圈。
如何破解这种暴涨暴跌的价格怪圈，专家认为，规模化养殖、市场化管理，并减少政策的过度干预是走出价格怪圈的努力方向。
作为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种猪基地，潘永杰尝到了规模化养殖的甜头，“我们作为专业企业，具备了人才、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应对疫病和市场行情涨跌等风险的能力较强，换做散户的话，一共就三五头猪，一旦有个疫情什么的，一年就都白干了”。
赵萍认为，规模养殖的优势在于技术、卫生、饲料等方面条件更加专业化，相对成本也低。大规模养殖的必要性还在于，小型的农户养殖与收购猪肉的加工企业在议价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规模养殖能够形成匹配的供应价值链。
对此，赵萍进一步表示：“政府对能繁母猪进行补贴等政策来干预生产规模，反而导致市场反应能力下降，做出错的预判造成损失。因此，政策如果能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向低保人群等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等方式来保障生活基本需要，反而要比补贴猪农来得更实在。”
王军则表示：“政策的着力点反而应当着力在规模化发展上面，资金、土地、税费政策向规模以上养殖户倾斜，分散的养殖方式并不符合农业发展方向。如将过剩的社会资金引导到这个领域，产生更多的规模效益，这样承受风险的能力才能加强。”
近来，“先卖后养”的生猪期货模式又在一些地方开始了探索性尝试。“将生猪产品纳入到期货市场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王军认为：“期货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化解风险、应对风险的工具，广大交易者能够通过交易对未来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从而规避现在这种暴涨暴跌的循环。”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也肯定了用生猪期货的操作方式来稳定猪肉市场，“交易者可以通过对猪肉价格的预判采取卖空或做多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弥补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