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莫过于漂浮在黄浦江上的死猪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猪?养猪户是否真的道德沦丧?
“死猪”的事情很快就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面对诸多纷扰和热议，我们选择了对“尖锐”的回避，去了一个小而平静的地方，用一种冷静的眼光去挖掘“死猪”背后深层原因。
于是有了3月30日见报的那篇《猪的身后事儿》。
猪圈与猪味
我对猪圈的最初印象尚存于儿时记忆。当年坐公共汽车去丰台爷爷家，途中便能看见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上面是公共厕所，下面是猪圈，中间一斜坡相连，其功能性不言自喻。
20多年以后，中国养猪户的猪圈，虽然大多没有了“上层建筑”，但有的依然是简陋，就如我所采访的60岁的邢台养猪户赵长勤，他的猪圈就是利用了废弃的旧工厂职工宿舍和学校教室，猪舍的窗户没有玻璃，门框上没有门，母猪和小猪反而因此获得了自由，随意出入，不受任何限制。
石家庄的吴德友家的猪圈倒更像中国主流的猪圈，砖砌的平房加上石棉瓦的顶棚，猪都被困在猪栏里，了此一生。
不管是赵长勤的自由猪舍，还是吴德友的常规猪圈，它们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味道——深吸一口，绝对可以绕梁三日不识肉味。好在这次采访时逢初春，余寒未尽，猪舍里还没有太多的苍蝇。记得数年前采访京郊的一处猪舍时，推门而进，恰应了马三立相声里的那句话：一万多只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头苍蝇、绿豆蝇，再加上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和臭气，真的能将人撞一个跟头。
我从业以来，采访过三次关于猪的事情，两次进入猪圈一次进入屠宰场，那种臭味真的让人无法忘记——至少三天，臭味都无法彻底消除。
倘若你没去过猪圈，只是从电视里看到那些窗明栏净的养猪场，看到那些粉嫩胖乎的小猪，是决计想不到现实中的猪圈到底是什么样的。
谋生还是致富?
关于猪的新闻，人们乐于谈的是网易公司丁磊养猪的事，喜欢谈的是北大毕业生养猪的新闻，因为他们总是代表着财富和眼光，但是对于中国更多的养猪户来说，养猪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改变贫穷的现实出路。
赵长勤告诉我，他曾是汽车厂里的车间主任。厂子破产了，他去做大货车的汽修生意;城市里不让跑大货车了，他去做洗车的买卖;马路要拓宽了，他又开始养猪……
吴德友则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农民。2005年之前一直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就挣900元钱，还要看人家的脸色。在城里，他不是一个技术工人，所从事的都是诸如洗衣工这类的工作。他放弃打工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与其没有尊严地打工，还不如回乡自己做些更挣钱的事情。”
赵长勤和吴德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养猪，理由其实很简单，他们感觉养猪是低成本、高回报且容易养活的一个买卖，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的养猪经验，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事实上，中国人养猪门槛的确很低。根据相关规定，规模养猪的底限是存栏50头。像吴德友在自己家的小院里就可以养十几头猪了。
吴德友总是对我提到他养猪挣钱的事情，更强调的是“挣钱”，而不是“挣多少”，因为在农村赔钱是一件让别人耻笑的事情。事实上，他第一次养猪挣的钱是1000多元，与打工相比差不了多少。
但正是这种盈利不多的“挣钱”，让这些农民们有了继续养猪的信心。
“死猪”背后的政策与市场
当这些养猪户将身家性命都投放到猪身上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养猪的风险如此之高，而这种风险的根源便在于政策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吴德友与赵长勤选择养猪与2005年之前中国长达至少10年的生猪市场的“牛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个牛市又与生猪和猪肉价格放开有关。但是从2005年开始，在市场调节的作用下，生猪价格回落，生猪市场走向了动荡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生猪养殖遭遇了两大灾难，2006年到2007年的全国性蓝耳病及2010年到2011年的口蹄疫。这样的疫病造成了大量养猪户血本无归，全国生猪存栏数急剧下降，猪肉价格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先后出台了多种鼓励养猪政策，例如母猪补贴、母猪保险以及无害化死猪处理补贴等。
在政策的驱动下，更多的“赵长勤吴德友”们加入了养猪的队伍。这样就造成了仔猪、幼猪成本的升高，饲料成本的升高，但是由于存栏的增加，出栏猪的价格又下跌了。而国家在对生猪市场方面没有出台任何保障措施，这样的市场风险就全部落在了养猪户的身上。
由此可见，养猪户为什么不愿意对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为什么会出现买卖病死猪的生意，为什么生猪出现疫病，养猪户不愿意上报，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此。
国家出台养猪鼓励政策根本上是为了保证猪肉的供应，但问题在于后续的对养猪户市场利益保障工作没有做到位——宏观调控工作只做了一半，最终就是市场不市场，计划不计划，农民的利益终将受损。
大型养猪企业是可以减小这种风险的，但要求所有的养猪户都建立起大规模现代化养猪场是不现实的。死猪事件之后，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之前的相关养殖政策，想想我们是否考虑到农民最基本的利益——生存，只有先活着，才能更好地活着。
拯救养猪业的声名
养猪，是谋生还是致富?一番观察之后，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当然，答案显然不若你我想象中简单，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设问。有人养猪致富，有人依旧赤贫，正如所有行业一样，“养猪业”亦充斥着未知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一个行业的“不可预期”面前，从业个体总显得无力而无助。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见多了养猪户的迷惘、无奈以及慌乱。
借着黄浦江浮猪事件，养猪业才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的太平年月，这一行甚至一直少被提及。事实上，对养猪业和养殖者，整个社会本该报以更多的关注。毕竟，民生市场内，肉类食品的供给，一贯牵涉甚广。城市人的肉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经过怎样的流程生产出来的?当食品安全愈发引起大众关注，我们实在有太多理由将目光拉近，关注食物产业链的上游，关注那些养殖户的命运遭遇和所作所为。
在广大农村，小规模、分散化、家庭式的养猪模式，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一家一户养几头猪，算是“生计”也算是“事业”，但总归谈不上是产业。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产业标准”的严格落实，更谈不上所谓“从业门槛”与“行业准入”，谈不上有效监管与技术辅导了……一切都处于原始、自发的状态中，漏洞与风险，可想而知。
零散的养殖者，在维持一家生计之外，并无长远考虑行业生态的动力与精力。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规范层面，小养殖户都难与大企业相提并论。加之政策端对之庇佑、支持力度有限，小养殖户其实都存在着抗风险能力孱弱的致命软肋。在市场内，他们几无议价权，而只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一旦发生“死猪事件”，有限的“处理补贴”又显然于事无补。正是有鉴于此，才有了将病死猪贩卖的地下链条，才有了仓皇弃之于河的闹剧。
由黄浦江面的浮猪可以见到的，乃是弱势养殖者，在无力对抗命运后，而产生的道德畸变与人格失范。这的确是悲哀的一幕，不仅因为公序良俗在乡土世界里的消亡，更是因为文明社会不曾给予那些农户应有的引导、援助与约束……说到底，重建养猪业的声名，总归离不开两条路：其一，引导行业的整合、集聚，以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养殖”，消解零散养殖的风险;其二，实现公共管理的充分对接，以求对小养殖户也产生足够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