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天已经快黑了，黄军还呆在海宁长安一家中草药种殖大户的药地里。
他是嘉兴南湖新丰镇的副镇长。新丰镇是杭嘉湖平原远近闻名的“养猪镇”，曾因“黄浦江死猪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作为一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这几个月来，黄军深感压力。
他四处奔波，不是在动员农户拆除违章猪棚，就是在各地联系转产项目。按照计划，今年新丰镇将拆除一半的猪棚，达50万平方米。大量的养猪大户，要进行转产。这些，都是黄军需要操心的事。
这只是嘉兴拆除违章猪棚的一个缩影，这背后，是嘉兴全市对环境治理和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决心。按照计划，今年，嘉兴全市要拆除的猪棚，达180万平方米。
为什么要拆违章猪棚
一边养猪一边治理环境，治污成本超过经济效益
“黄浦江死猪事件”之后，几乎整个嘉兴都在思考。
嘉兴全市现有猪棚1033万平方米，相当于近1500个足球场大小。去年生猪饲养量有731万头，出栏量460万头，总量居全省前列。虽然总量大，但规模小、布局散。
今年4月初，嘉兴市召开动员大会，决心改变目前的这种落后的生猪养殖模式。一面动员养殖户拆除违章建造的猪棚，一面进行转型升级，还要为失去生存之源的养殖户寻找出路。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说，今年嘉兴要拆除猪棚180万平方米，把生猪存栏总量控制在200万头。
180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250个足球场大小。
鲁俊在会上强调：“推进生猪养殖减量提质、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为此，她还算了两笔账，一笔“经济账”，一笔“环境账”。
以新丰镇为例，去年该镇养猪收入在6000万元左右，但各级财政投入仅治污费就达到3880万元;今年养猪收入预计在5000万元左右，而各级财政投入计划一下子激增到了约12346万元。
“传统生猪养殖，依靠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来实现治污，从经济上来看，成本高于收益。”鲁俊说。
从环境上看，嘉兴农村分散式畜禽养殖造成的河道污染，是导致水质变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养猪污染又是导致水体中氨氮、总磷上升的第一因素。
按照国际标准，一亩耕地能承载的生猪排泄物总量为1头，也有国内专家说可以达到2~3头。而在新丰镇，亩均承载量高达10头以上，密度太高，总量也太大，想不造成污染都难。
不养猪了日子怎么过下去
“养猪明星之家”转型种苗木
不养猪，干啥?这问题，农户们问，黄军也常常问自己。
新丰镇除了养猪外，就是种植生姜，另外并无突出产业。为此，干部们又开始奔波。
有的养猪户想上班，政府联系了不少岗位，招聘的岁数也放宽到55岁，学历放宽到小学;想搞种植的，镇里请来技术人员，为大家进行蔬菜大棚技术培训，种植生姜、草莓、小番茄、南瓜、黑木耳等;还想继续养猪且有资金、有技术的，由区里带队，到安徽庐江县考察，承包土地继续养猪。
村民周凌峰家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开始转型种苗木。
33岁的周凌峰是土生土长的新丰镇人，一家人养猪23年，是村里规模最大的养殖户。靠养猪，一家人每年能够收入50万元。
就在去年，他还投资50多万元引进母猪品种。如果一下子不让养猪了，这些钱不是全打了水漂?
一开始，对于政府决定，周凌峰根本想不通。“猪棚里养着1000多头猪，能弄到哪里去?一下子也卖不完啊!”他对上门做工作的镇干部赌气说。
经过劝说，周凌峰总算转变了观念，签字同意拆猪棚。
“干部们给我讲政策讲道理，其实我也知道，新丰镇不能再这么大规模地养猪了，环境太差了。”周凌峰说，小时候都能在河里游泳、淘米，现在哪敢下水啊，空气也很差。
对于未来，颇有头脑的周凌峰已经做打算，“要改行当了，我准备种植苗木花卉。”
为些，他做了大量考察，“嘉兴搞园艺的不多，很多都需要去外面买，本地产的话，省下运费，有价格优势;另外，国家正提倡‘美丽中国’建设，我看好园艺产业的发展。”
周凌峰承包了80多亩地，引进了香樟、榉树、紫薇等常见、好管理又不愁销路的品种。
前不久，周凌峰卖出了自己的第一批苗木，销售额达20多万元。对于一家人来说，未来，很快又是一条康庄大道。
拆除违章猪棚是一场硬仗
天天往养猪户家跑，嘴皮都磨破了
“嘉兴养猪看南湖(区)，南湖养猪看新丰(镇)。”在嘉兴，这两句话，几乎人人皆知。
如果你去问路，人家多半会告诉你，“从嘉兴城区往东，闻到猪粪味，就到新丰了。”
新丰全镇面积65平方公里，发展生猪养殖，已有30年历史。全镇9800多户农户，有7035户在养猪，500平方米以上的养猪专业户达600多户，生猪存栏量26万头，年出栏量达到50万头左右。
“黄浦江死猪事件”之初，也是这个小镇，因养猪起步早、规模大而备受关注。
新丰镇分配到的“拆违”任务，就是要在今年拆除违建猪棚50万平方米。“按照规定，要在6月底以前完成规定拆除面积的50%，压力可想而知。”黄军说。
“从那时起到现在，几个月时间，我只完整地休息过三天，连周末，几乎都在养殖户家里过的。”黄军说，为了动员养殖户拆猪棚，和他一样起早贪黑做工作的干部多得是，“几乎磨破了嘴皮。”
“猪养了二三十年，这是村民的主业，想要他们另谋出路，谈何容易。”黄军说。先从党员干部开始动员，然后是养猪大户，一家家地跑，一户一户地做工作。
有户人家，黄军跑了五六次，却没什么成效。
“我跟他讲省里的三改一拆政策，他根本听不进。”黄军说，“他又提出一些额外的条件，可标准都是统一的，不可能给他搞特例。”
那天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8点半，黄军一直呆在那户人家，苦口婆心地劝说。
他站在这户人家门口的小河边，指着又脏又臭的河水说，“这些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天天生活在这里，太臭不说，对身体肯定也有影响。”
对于村民来说，这是有直接说服力的。他们十分清楚，在几十年前没有养猪的时候，小河里的水是什么模样。那户人家总算签了字，同意拆除违建猪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