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与环保可否兼得
吴根义对于地方政府“减猪限污”的做法并不支持。
他说，农业的污染，尤其是畜禽饲养污染有其不同于工业污染的地方：一是污染往往集中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二是农业污染不像工业污染具有急剧性影响，也不 能简单地像关闭污染工厂一样赶走养猪户。这是因为农业种养关系民生。“如果各地都不养猪，猪肉的价格会大涨，CPI也会速上升。”
他认为，从地方政府看，生猪饲养带不来多少税收，与财政关联不紧。但生猪养殖毕竟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对于治理养殖污染不能只做“减法”，而应从农业持续发展的角度着手。
吴根义说，农业养殖污染突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种养不平衡上。以前生猪以散养居多，养四五头猪，种几亩地，猪粪可以做有机肥使用。如此，在一定区域内，种植农作物与饲养畜禽，两者可以达到平衡。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中肉食比重逐步增加，需要大量的规模养殖作为支撑。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大规模的养殖肯定超出环境承受能力，势必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因此，污染随之加重。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武深树十分认同吴根义的观点。5月14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生猪养殖污染也是该产业在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传统养猪为 散养，粪肥可以留地使用，能够做到种养平衡。前些年国家大力推进规模化养殖，对于种养大户予以补贴，以提高养殖水平并降低成本和风险。这一政策加上市场竞 争，已取得明显成效。随着规模化养殖程度的提升，散户退出成为趋势。而规模化饲养自然带来大量的畜禽粪便无法与相对狭小的农业种植土地结合，问题随之产 生。
他说，从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来看，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他调查过的郴州市安仁县的温氏畜牧公司委托饲养模式。
吴根义在考察中发现，海南省罗牛山集团的污染治理十分有效。其方法是，在源头控制，推行干清粪，做有机肥。对污水和粪便采取发酵-用改进的沼气处理-再耗氧处理等途径，最终保证达标排放。
治理的费用是一吨水处理在10元左右。根据该集团统计数据，一头猪出栏水量消耗在1.8吨左右，这个成本已可以承受。
吴根义指出，对于畜禽养殖的污染治理，不存在无法管控的风险，也没有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从治理方法来看，重要的是针对地域不同进行方法调整。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结合环境质量要求和地方发展需求，制定畜禽发展规划和污染防治规划，实现养殖的区域内平衡。
其次，政府要对污染治理进行研究，制定符合地区情况的模式并推广。同时，对畜牧养殖的污染治理个体和企业，给予一定帮助。
“吃猪肉的也要考虑养猪的”
记者注意到，湖南一些地方已开始关注养殖污染的治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长沙县自2010年始，强势推进养殖控规和污染治理。在黄花镇新建的年产万吨有 机肥厂，实现了对干粪的综合利用。2014年已全面消除规模猪场的粪污直排现象，开展生态修复试点。该县计划于2015年12月前，在养殖密集区完成人工 湿地、生态沟渠建设，实现全县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
浏阳市在“十二五”期间，根据市域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引导养殖业从城郊城镇向山区丘陵转移、从沿库沿河向农业生产区转移。同时，引导养殖户采取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推行干清粪处理工艺，做好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栏舍改造。
吴根义称，生猪养殖的污染治理与工业治污有着明显区别。表现为：治理方式需结合地方实际，没有统一的技术和标准。其次，还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来支持。
“现在污染主要是猪的粪便随水流到了江河，但猪粪同时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机肥。”他说，有机肥有着能改良土壤、不易流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好运输、储存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要抓的是末端管理。
“就是你拿这些猪粪怎么办？”吴根义认为，国家应当加大力度推广清洁养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来源。而这更需要改变对有机肥的态度，像支持化肥厂一样，对于有机肥的生产和使用予以补贴，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农民处理可变为肥料的污染源，促进种养平衡。
他告知，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省份对于使用有机肥都有补贴，但整体而言，国内有机肥生产使用仍然不够。如能重视并从此法着手，国内可以减少一半的养殖污染。
武深树认为，现在的养殖污染与治理问题，体现了在生猪产业转型中，政府的引导和规范有些滞后。比如，如何区域布局？对不同污染采取怎样的治理方式？
他说，农业维系民生，是支柱产业。而养殖则为高投入、高风险行业。因此，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工业治污方式是不行的。这其中，应该有国家支持。除了需 要出台有利于有机肥使用的政策外，从国外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对于治理养殖污染的设施建设，采取的是国家投入的方式。美国的投入比例达60%。
武深树指出，出产生猪的大省，其实是把污染留给了自己，把好处带给了其他地方。依照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吃猪肉的要考虑养猪的”。建议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发展、生态补偿拨出专门经费，支持生猪主产区的污染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