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副行长 应健雄：“省里给我们的资金一年五百万元的信贷规模用于搞个体，当时有思想框框不敢贷，这个也不能贷，那个也不能贷，要求很严格，最后这五百万元只用掉了五万元钱。”
贷款难不是杨嘉兴一个人的遭遇，当时温州市的个体私营企业很多都遇到了资金难题。没能从银行贷到款，杨嘉兴急得团团转，最后他实在无路可走，就狠下心向别人借了高利贷，月利息达到三分。高利贷解了杨嘉兴的燃眉之急，这次经历也让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个体私营企业有借贷需求，自己能不能办个银行，专门面向他们贷款呢？
杨嘉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商机，金融是百业之王，社会也很需要，我想我们自己要办一个这样的金融机构，为我们这样的企业服务，那肯定是方便得多。”
杨嘉兴立即跑到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咨询，可人家一听就把他拒绝了。
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行长 吴鸿鸣：“个人不能办私人钱庄，私人钱庄不能搞，到现在为止这个口都没有开。”
虽然吃了闭门羹，杨嘉兴却并未死心，他一边经商一边密切关注着金融行业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市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因为从国有银行贷款很难，资金需求强烈，而温州人自古有从商的习惯，有着充裕的民间资本，因此当地出现了地下钱庄，进行高息放贷，被资金困扰的个体私营企业只能饮鸩止渴。
温州市委原副秘书长 宋文光：“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占的比重也很大，1986年的统计，全市个体工商户有14万多户，雇工8个人、资金3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据我们调查有8000多家，这么大的民营企业它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国家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行长 吴鸿鸣：“我们调查过，民间高利贷四分五分六分都有的，很厉害的。”
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消息让杨嘉兴兴奋不已，他觉得再次向金融行业进军的时机到了。
杨嘉兴：“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我认为改革开放办什么我们都可以去试一试。”
当时我国已经有了城市信用社，它是城市居民集资建立的合作金融组织，为城市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以及城市居民提供资金服务。杨嘉兴觉得以城市信用社的形式申办，可能性更大些，想出策略他再次来到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原温州市分行副行长 应健雄：“信用社必须是集体性质，不能是个人，股份中70%是企业，30%是自然人，对自然人要求上也很严格，为了防止私人控股，要求股东不得少于三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