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农集体逃离养牛业(6)

　　但是在中国，人们的认识却恰恰相反。尽管早在1956年，中国农民育种专家洪群英、洪春利就培育出了矮杆早籼良种系列，使亩产从200到250公斤提高到300到350公斤，这一农业良种改良运动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科学技术的贡献，而认为这是“改变生产关系”的结果。
　　实际上，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未曾改变的耕作习惯，并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但人们仍然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则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及。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其他国家的农业改革在认识上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判断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突破；一个是以改进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突破。
　　如果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突破，那我们的一切政策就要以如何提高农业科技生产力为方向去进行设计和改革。如农业、畜牧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成果转化，普及应用等等。
　　如果是改进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突破，那就是继续在理顺价格、双层经营、公司加农户等生产组织方式上进行尝试。
　　当然，这一切的努力最终的结果都要表现在生产力的提高上，在实际工作中两者也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但一定是有所侧重的。而不能像现在这样稀里糊涂地进行。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改革”中，一切成果都是得不到客观评价的。有人这样形容农民对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评价：我们感谢袁教授，他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但我们也埋怨袁教授，他让粮食变得不值钱。
　　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改革进行了近六十年的试验，但我们至今仍然不敢说彻底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想想，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许会是另一种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