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想把好猪卖出去的农民来说，应该建立一套独立于相对垄断的大屠宰场之外品牌运作体系。
“我们提供的可追溯肉，是奔着关心食品安全的普通老百姓去的。”郭勐表示，合作社在经过种种成本测算之后发现，就算所有环节都能理顺，建立起一套最经济的可追溯猪肉体系，折算出的猪肉价格至少要比市面每斤贵两元。
这两元能否得到老百姓认可，决定着这个“可追溯体系”的生死。
谁能从源头抓食品安全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主任卢凤君告诉本报记者，从养殖户到屠宰场，再到消费者购买的环节中，我国的养猪行业存在多处“脱节”。
在卢凤君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大的猪肉生产企业都没有养殖基地，甚至很多企业共用一个基地，用来应付检查。没有养殖基地支撑，猪肉源就会出现种种问题。
那些拥有好猪的规模化养殖户为何不能与屠宰龙头企业顺利对接？郭勐解释说，单个的养殖场很难、也没必要配齐物流体系。而要屠宰生产企业延伸到养殖环节则更为困难。卢凤君解释说，优质养殖场是稀缺资源，很难有企业在全国拥有很多养殖基地。
在这一难以接驳的体系中，该如何控制食品安全？
“瘦肉精”事件后，双汇提出生猪头头检验、原辅料批批检查的制度，希望从源头控制食品安全。但专家认为还是存在漏洞：猪肉是生鲜产品，不可能都采取最准确的检测，较为普遍的试纸检测法，也只能定向检测少数几种“瘦肉精”。一旦非法添加其他种类“瘦肉精”，很难查出。一旦添加其他物质，便无从检测。
怎么从源头上堵住形形色色的非法添加？行业协会有控制养殖户的“土招数”。郭勐表示，合作社可以为会员提供饲料、技术改良等服务，也可以拓展品牌的影响力，吸引养殖户。“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让农民在合法的条件下挣更多的钱。”
同时，加入合作社的会员必然受到约束，采取可追溯体系后，一旦猪肉“出事”，不仅要高额赔偿，更要负法律责任。“谁该坐牢就去坐牢，合作社负责人要是没监管好，也陪着一起坐牢！”郭勐表示，因为合作社要承担监管责任，平时就会采取“不定向、不定期”的检查，让养殖户知道，别藏着心眼儿。
这样的监管对养殖户来说，无异于“头上悬着一把刀”。合作社里的46家养殖户都是当地人，一旦哪家违法添加，意味着想破坏另外45家的牌子，在行业内就没法混了。郭勐说，“在乡土社会，如果得罪了养猪同行，是重大损失。”
然而，这一套“由农户想卖好猪肉”出发的体系，至今还没有把猪肉卖出去。“心连心”合作社发现，这套设想，需要很多人来实现，从日常维护到组织，至少需要十多个人。这些钱从哪儿出？如果向会员收会费，很难持久运转。
“国家应该扶持规模型养殖户，应该健全行业协会。”卢凤君表示，行业协会能起到行业自律的功能，对具有很强公益性的协会，国家应研究如何扶持。协会健全之后，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也能扩大养殖户话语权。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