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小岗村的其他人也正在与饥饿抗争。
严美昌：我要饭两个月没来家，我家属用布缝一个口袋，她把那个米装在布袋里头，搁这个树叶锅里煮熟了，米呢留给儿子吃，自己再吃那个树叶子，吃两个月，结果我要饭回来她抱住我哭呢，说他差一点看不见我了
严俊昌：爬到外头啃树皮，我家门口洋槐树皮都被我啃着吃光了。
严峻昌是严宏昌的堂兄，六、七十年代当了几任生产队长，眼看着村里因饥饿减少了60多口人。
严俊昌：小岗村年年有工作组，小孩饿得头都大了，一天还搞形式，搞赛诗，我想不通。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依然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土地的绝大部分，统一由生产队支配耕种，耕地的牛和犁是生产队的，农民下地干活要听生产队指挥，产下的粮也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农民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劳动，出勤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
陆子修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时任滁县地委办主任：为什么出勤不出力呢，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学大寨，就评大寨工，什么叫大寨工呢？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分配一拉平，青皮啃青皮。
关友江：干了一天挣10分工，到年底一算账，小孩多的还透支。
劳力多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劳力少的，一年挣的工分抵不上一年的口粮款。由于缺乏干活的积极性，地也就开始糊弄人，在小岗村往往一年的口粮还不够半年吃。遇到灾年，农民只好逃荒要饭。
极左路线给中国农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到1978年，全国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两亿五千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让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冻土渐渐开始松动。这一年，安徽农村实施了一项称为“省委六条”的改革措施。
陆子修：一个方面的经济政策。第一生产队要有自主权，过去都是上面瞎指挥，这是第一条。第二呢，要划分责任组，不能大呼隆。
１９７８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一年，严宏昌当了副队长，队干部还有队长严峻长和会计严立学。小岗当时有20户115口人，上面的政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当时凤阳县实行包干到组，但小岗生产队在实施过程中突破了每组不能少于5-8户的规定，偷偷分成了8个组。然而，即使是兄弟两家一个组，也由于人口、劳力不同而难以统一生产和分配。这个时侯，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想到了干脆一杆子扎到底，包干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