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疑似“有限人传人”(3)

对于这个问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划分流感大流行所处的阶段，需要考量科学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可能引起社会恐慌，对经济可能产生多大影响等，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江苏出现的可能人际传播中，由于病毒尚未获得持续传播的能力，因此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和世界的流行态势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不会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或中国的流感大流行阶段划分。
“当然，如果出现了病毒的第二代传播，那位父亲又将病毒传给其他人，则另当别论。”他解释说。
在越南热带病医院牵头组织禽流感临床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法拉(Jeremy Farrar)教授也告诉《财经》记者，虽然已经有证据表明出现了“非常非常有限的人传人”，但只局限于一些特殊情形。例如，在江苏这起病例中，父亲在医院照料儿子时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在他看来，这样的特殊情形并不意味着大流感即将来临。因为流感大流行发生的前提是，病毒需要在通常的社会接触中获得人传人的能力，而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出现这种情形。

溯源之困
从陆家父子的标本中，研究人员分离出的H5N1病毒株系是“分支2.3.4毒株”。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H5N1流行毒株分为多种。例如，分支2.2毒株就与青海湖候鸟的禽流感爆发有关，并造成阿塞拜疆、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家的人类感染；分支2.3毒株的遗传特性则较为多样，其中的分支2.3.4毒株造成了中国、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家的人类感染。
所谓分支2.3.4毒株，实际上就是2005年3月最早在中国福建分离到的“类福建株”。2006年10月，管轶和著名病毒学家、美国孟菲斯圣犹大儿童医院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等人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论文就指出，这种“类福建株”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已经取代先前的毒株并逐渐占据优势。
确定陆侃父子体内的毒株种类，或许并不是一件难事。不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及其同事在大量调查之后，仍然未能揭示出造成陆侃感染的病毒源头。迄今为止，能够了解到的陆侃惟一接触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是他在发病前六天去过一个家禽市场。
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发生的多起人禽流感病例中，均未寻找到具体的动物传染源。这种溯源之困，无疑给禽流感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
韩卓升博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中国实行的家禽普遍免疫政策，对于控制家禽中的禽流感爆发非常有效。不过，由于家禽免疫无法做到完全有效，或者说彻底阻断病毒在家禽中的传播，人们仍然有可能接触到病毒。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免疫政策也显示出其缺陷。因为随着病死家禽的减少，与死亡家禽有过接触这个重要的监测指标正在逐渐失效，人禽流感病例的发现也变得更加困难。无疑，这使得溯源之路更加困难。
此外，有研究人员认为，隶属于农业部的动物防疫系统，与隶属于卫生部的疾控系统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与合作，可能也是难以找到动物传染源的原因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博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禽流感不只是一个动物卫生问题或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兼具动物卫生与公共卫生双重属性。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都需要有更好的合作。
毕竟，禽流感人传人乃至最终演变为大流感的风险依然存在。正是出于这一担心，4月2日，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批准中国生产大流行流感疫苗，以供国家作为战略储备。
在《柳叶刀》杂志为江苏人禽流感病例论文配发的评论中，法拉教授及其在越南热带病医院的同事就警告说，无论潜在的人传人决定因素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听任在家禽中出现广泛分布且无法控制的H5N1爆发，出现在人体内适应良好的病毒株，“可能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