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与巴菲特，一个是食腐动物，擅长发现病歪歪的经济体；一个是食肉动物，专挑健康公司。并不奇怪，索罗斯以做空闻名，他的大战役都与做空主权货币有关，如英镑与日元等。而巴菲特则以做多闻名，他善于寻找具有成长潜力或者被低估的企业。这样的两个人同时看上了中国，在中国这个奇妙的市场中，可以同时兼有做多与做空的空间。
在今年5月初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再次表达投资中国的兴趣。他表示，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还会高速增长，也可能会有不好的情况出现，或者几年经济都不是很好，所有经济体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那将是距离现在10年或20年的时候。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还会有十到二十年的高速成长期。巴菲特已经投资了中石油与比亚迪等公司，所获不菲。作为高盛的大股东，对于高盛在中国的斩获，巴菲特心知肚明。
索罗斯说得少做得多。索罗斯基金已经开通港股账户，并且物色熟悉中国投资市场的操作者，以香港地区为基地，准备大规模投资中国企业。除去年底入股龙湖地产外，市场传他亦有投资民生银行，阿里巴巴则透露索罗斯已持股逾半年。做多并非索罗斯的强项，看过索罗斯自传的人都清楚，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持有一项巨亏头寸超过3天。如果说去年房地产泡沫让他产生了做空中国的兴趣，那么在中国政策挤压泡沫时，一向认为中国信贷监管较为有效的索罗斯，绝不会于现在做空中国。
巴菲特与索罗斯恰好代表了主流人士对于中国经济阶段的分析。我们担心国际对冲基金剪中国经济羊毛，担心股指期货开门揖盗，担心欧美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会把对冲基金吸引到亚洲。所有这些担心会在未来发生，而不是在现在。
外资投资中国的三部曲非常明晰。
高盛等金融机构是食头啖汤者。本世纪初，因为中国大型企业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市，需要取得国际评级机构、投行、会计师事务所等开具的信用证。利用这一便利，高盛等机构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几乎与此同时，急需资金又不想利用民资的中国金融机构，恰逢中国金融领域在条约约束下开放之时，可谓一拍即合。这一批进入者已经剪走了羊毛，最近屡受抨击的高盛在中国市场的PE盈利，大约发生在10年之前。
而巴菲特、索罗斯等人是第二批，他们等待中国城市化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
巴菲特是个价值投资者，但在中石油与比亚迪身上，他兼具投机与投资双重身份，在中石油以短线操作（与国内短线相比算是长线）获得A股与H股之间的价差；而在比亚迪身上，他获得的是中国培育低碳经济进行政府补贴等方面的溢价。可以想象，巴菲特对于比亚迪、对于中国内地品牌服装等升级制造业格外青睐，正如他一度青睐美国的制造业；巴菲特对于制造西装的李桂莲的青睐，正如他对于奥马哈小镇上那位强硬的家具店主人的青睐。
而对于索罗斯而言，他招聘的是十分熟悉中国市场的投资界人士，这些人士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做多与做空取向。可见，索罗斯虽然在哲学和社会问题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在市场上重现出他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面，只要能够介入中国因素取得盈利就是成功。
这不仅是巴菲特与索罗斯的选择，事实上全球的投资基金仍然在向亚洲聚集。德国银行第一季度的调查显示，有45％的受访机构预计今年会增加配置到亚洲（除日本）市场的资金投入，同时有30％左右的受访机构将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比重。由于2009年的出色表现，亚洲在今年第一季度也延续了规模增长的态势，诸多国际对冲基金都在今年加大了对亚洲市场的资金与人力投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成为近期最受欢迎的对冲基金集散地。
目前是对冲基金在亚洲搭台准备唱戏的时间，但大戏尚未开场，更谈不上收割中国羊毛，因为几大要素均不具备：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大幅升值前景渺茫，从香港绕道内地大手笔进行期指套利，风险较高。
最后的压轴戏则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城市化进程完成大半、人民币国际化难以阻挡，中国从低端制造业走向中端制造业，到那时，三部曲就会上演最后一部。中外对冲基金、货币战争、金融衍生品之类将成为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