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北80公里处有一处蜚声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地——希拉穆仁草原，又因希拉穆仁河畔有座历史久远的席力图召，故又名“召河”。清朝至抗日战争之前，大盛魁对促进这里的繁荣起过很大的作用，而其旅蒙商生意的兴与衰与国内外政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重要牧场
3月28日，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原调研员王忠民说，自清康熙年间，归化城同外蒙古和新疆通商日趋频繁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召河一带逐渐成为大盛魁蓄养羊、马、牛、驼的重要牧场，也是牲畜交易的最大集散地。
王忠民介绍，大盛魁每年从外蒙古赶运回来的热羊热马，冬羊冬马，以及一部分骆驼和牛，都集中在“设并地”（即召河牧场）蓄养放牧。大盛魁与内地羊马商贩的羊马买卖，大都是在“设并地”一带成交的。
每年农历七月间的热羊、热马交易季节和每年农历十月以后的冬羊、冬马交易季节，参照北京地区市场上的羊肉价格，和汉口、河南以及其它各地市场的马匹价格，须由大盛魁先行开盘行市，把羊马作价批发给它的四家京羊庄和汉口马庄等分支、小号。这些分支和小号在接收总号推给它们的羊马后，能在当时推卖出去的就推卖出去；当时推卖不出去的，就留在“设并地”一带牧养，待机出售。
为了经营、放牧、运销好羊马，大盛魁经销羊马的分支或小号，经常要雇佣牧工和杂工上千人乃至一千几百人。在这一带，也有其它商号的类似人员，还有为商牧服务的铁工、木工、毡匠、熟皮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使以往人烟稀少的“设并地”一带一度成为六畜兴旺、商贾丛集、商运发达、各业繁盛的草原闹市，成为大盛魁牲畜交易的重要根据地。
“设并地”的繁荣辐射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归化城同外蒙古通商初期，这一带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归化城的“陆陈行”供应。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距“设并地”三四十公里的可可以力更(简称可镇，现为武川县城)逐渐成为米、面、油、酒等生活日用品生产、加工的供应地。如当时可镇开设的元盛兴、天合公、广成魁等商号，就是专门为供应“设并地”一带的米、面、油、酒而开设的。
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在“设并地”也先后出现了粮食加工业的商号，如富盛岐、洪记、义隆泰、广益魁等。这些商号所产物品是完全供给大盛魁的羊马场和骆驼“房子”的店员和工人们食用的。
商贸生命线
王忠民介绍，当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垦务政策对大盛魁200多年来一直使用“设并地”作为其商业根据地构成了危机。继清代多次大量地报垦放耕草原牧地之后，民国时期，又频繁地进行了大量的报垦放耕牧地。如民国十年(1921年)，绥远都统马福祥任命了一个土默特旗的参领贺汝庠(曾当过“国会议员”)为武川县垦务局长，下令开垦“设并地”草原，并丈放普会寺收租的所谓“私垦地”。这就引起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僧众和耕种“私垦地”农民们的反对，特别是引起了大盛魁的反对。大盛魁视“设并地”特别是召河附近的草地如生命线一般。
“因为‘设并地’草原是大盛魁做羊马生意的命根子，如果把这一片草原开垦了，必然会对大盛魁的生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王忠民说。于是，大盛魁竭力支持了普会寺及其周围的喇嘛和牧民以及租种“私垦地”农民们的联合请愿。虽经反复请示和交涉，此事不但得不到解决，官府为了维护其政令的威严，竟将请愿的代表扣押起来，企图强制开垦“设并地”草原。
在请愿不成功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施的紧急情况下，大盛魁被逼无奈，只好拿出五万银元，用普会寺的名义，把这块草原以蒙古王公和召庙占有荒地为理由，作为“回领地”领回了这片草原，继续作为大盛魁牲畜牧养之地和羊马交易的集散地。
走向衰败
“大盛魁的旅蒙生意的兴与衰，始终和当时的国内政策以及国际形势密切关联。”这是王忠民研究大盛魁有关发展资料后提出的见解。
王忠民给出的理由是，从康熙中期开始，外蒙古喀尔喀部正式归附清廷，外蒙古地区完全处于清廷的统治和管理之下。至雍正、乾隆两朝，清廷又先后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筑城，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设参赞大臣驻科布多，以掌管喀尔喀蒙古的一切军政大权。正因如此，大盛魁才能持照在外蒙古广大地区堂而皇之地做旅蒙商生意。
而从乾隆到道光的近百年时间里，大盛魁的旅蒙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为垄断外蒙古旅蒙贸易的第一大商号，当时对于外蒙古喀尔喀八十四旗而言，似乎离了大盛魁就不可想象。
鸦片战争以后，外蒙古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大盛魁等旅蒙商号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为了巩固大盛魁在外蒙古市场上的地位，大盛魁买卖洋货搞出口贸易。大盛魁在库伦设立了庄口，从张家口进货，并出资在张家口开设鸿盛久银号，在天津开设盛记毛庄。但是，这些新的措施都没有能够扭转被动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大盛魁出现了经济损失。
出现经济损失
王忠民说，1918年北洋政府派出商务调查团到外蒙古调查中国旅蒙商在外蒙古进行贸易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据该调查团报告，当时库伦(今乌兰巴托)、东营子共有中国晋帮商号如大盛魁等263家；西库伦共有中国商号680家，但以京帮商号(如万义号等)为最多。根据此次调查的情况，北洋政府宣布，1912年以前外蒙古的旧债仍属有效。
当时大盛魁一家仅在科布多一地，就有价值15000多峰骆驼、2万多匹马、20多万只羊的债权。但大盛魁始终未能收回这一大笔欠债，这就使大盛魁遭受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1年7月11日，在外蒙古宣告独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的一切债权均被剥夺，这又一次使大盛魁在经济上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据有关史料估算，1911年12月外蒙古最大的牧主、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告外蒙古脱离中国政府而实行“独立”之后，大盛魁在外蒙古至少有1000多万两的银两债未能收回。而1921年外蒙古正式独立后，大盛魁再次损失的银两超过了10年前那次损失的银两数。
歇业关门
王忠民说，民国政府曾多次努力，企图支持大盛魁重振基业，但当时大盛魁除经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其它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几十万元的资助所能解决的，只好作罢。阎锡山曾表示愿为大盛魁投资，以扩大营业范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时期，亦有意资助大盛魁复出，在其搞清楚大盛魁内部的矛盾很多，而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预料到纵然勉强复出，也不会维持长久，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大盛魁终于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宣告歇业，可是仍保留着一部分从业人员，处理积压的债权、债务关系。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不得不完全散伙，结束了大盛魁两个半世纪的经营历史。
本报记者 张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