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食品安全标准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非常关注。在《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我们制定公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都是有科学依据和风险评估基础 的，我们也会根据食品产业发展和新的风险评估依据，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审查和修订。目前，我们正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对“十二五” 期间的重点工作进行安排，尤其是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食品安全法》公布之前的食品相关标准有4900多项，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这些标准的清理整合， 统一公布食品安全标准。
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一个有关高毒农药的问题，刚才介绍了，现在替代的条件已经具备，请问高毒农药到底有 多少种？现在有多少种有替代品？现在替代的情况怎样？还有多少种还没法替代？我们在高毒农药方面是怎样监管的？今后怎样鼓励企业多使用替代农药？另外，在 高毒农药方面，我们和国际标准的衔接是怎样的？风险评估中心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安排？
李文星：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国淘汰的高毒、高风险农药共33种。去年6月我们会同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 布了1586号公告，淘汰禁用了10种高毒农药。在这之前，咱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高毒农药是22种。我们通过认真论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和农药产业的 实际情况，有10种高毒农药的替代产品比较充足，所以去年进行了淘汰，现在是停止生产，到2013年10月31日停止销售和使用。另外12种，由于各个方 面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替代产品，仍允许生产和使用。对于这12种农药，我们将继续论证，一旦哪个产品的淘汰时机成熟时，一定会启动淘汰程序。
关于加强高毒农药的管理措施，应当说，加强高毒农药管理的主要目的还是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是农药产品质量抽检，重点抽检产品中是不是有高 毒农药成分，确保农药产品质量。再就是从经营环节着手，在蔬菜主产区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实行高毒农药的实名购药，确保高毒农药可追溯。三是保证安 全使用，加强对农民安全施用高毒农药的指导
关于鼓励生产使用替代农药的措施。我们近两年启动了低毒生物农药推广示范项目，对使用低毒生物农药的农户进行补贴，鼓励引导农民使用生物农药和低毒农药。
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企业去生产、登记低毒农药、生物农药，我们最近对《农药登记资料规定》中涉及生物农药的方面做了一些修订(尚未出台)，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企业去生产、登记生物农药。
简秋：现在使用的高毒农药有33种，从国家标准和已经制定但还没有颁布的国家标准当中，已经有20种农药制定了残留限量标准，还有13种没有制定标准，但全部列入我们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计划当中，2012年已经有4种正在制定过程中。
其次，我想回答一下我们的高毒农药标准和国际CAC标准的衔接。中国作为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的主席国，我们主持这项工作， 到今年已经第6年了。在这6年的过程中，我们对于高风险、高毒农药的限量标准，在制定或修订时，尽量考虑到与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进行同步对接。刚才董处长 在介绍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硫丹的例子，国际食品法典做出修订以后，中国同步做出了修订。
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作为CCPR的主席国，我们不仅在跟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进行被动的对接，同时我们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食品法典标 准的制定当中，硫丹就是我们国家提出申请并提供所有安全评估数据制定的第一例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同时，今天正在上海召开的第44届 CCPR年会，审查了四项由我国申请制定的农药残留标准，其中有甲胺磷，这是我们国家在80年代第一批禁止的高毒农药，2010年，我国提供了全套安全评 估的数据，经过JMPR专家组评估以后，今年已经提交到CCPR大会上讨论并通过这项限量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与国际标准进行被动的对接，同时我们 还主动地参与国际法典标准的制定中，尤其是高毒、高风险农药的限量标准。从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角度，一是保证我们的安全，二是增强我们的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增强我国在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
新京报记者：我问一个关于灭多威的问题，材料中说“CAC尚未制定茶叶中灭多威的残留限量”，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CAC里，灭多威是禁止检出的？
简秋：不是。国际食品法典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机构，这个机构里制定的任何一项标准都不带有 政策立场的导向，它的宗旨是保证食品贸易和农产品贸易的公平公正公开，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所以在国际法典标准中没有不得检出或一律限量的标准。为什么没 有制定灭多威在茶叶上的标准呢？主要是没有国家向它提供进行风险评估的数据。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要制定某一项国际标准的时候，首先需要它的成员，愿意给 法典组织提供一套安全评估数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才能评估和制定这个标准，因为没有成员国给他们提供这个数据，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制定在茶叶上的灭多威限 量标准。
新京报记者：在欧盟，是不是灭多威已经全面禁止在茶叶上使用了？
简秋：首先是欧盟本身就不生产茶叶，它的茶叶大部分进口自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这几个国家是它主要的茶叶 贸易伙伴国。其次，欧盟对于没有在他们国家登记的农药实行的是一律限量标准。这个一律限量标准可以说不是一个安全值，因为它没有经过风险评估，它只是一个 国家为了满足它的贸易需求制定的一项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制定这个标准不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而是从贸易利益考虑，制定了这项标准，在不 需要的时候可以不用，但是一旦在贸易上有了纠纷，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一律限量标准拿出来，作为谈判的砝码来使用，所以它的这个0.1mg/kg和我们 的3mg/kg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WTO成员国之间限量标准的制定都要按照官方评议的程序通报其他国家，把所有用于风险评估的数据提交给其他成员国的专家去评估，所以其他国家制定的哪项标 准，哪些是有评估数据的、哪些是没有评估数据的，对于WTO各成员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我们通报出去的2000多项标准，我们同样要把评估数据提交给 其他的WTO成员，让他们去评估我们的标准是不是科学。
新京报记者：中国有没有打算向国际食品法典申请制定这项限量值？咱们出口到欧盟的茶叶是按0.1mg/kg算的还是按照3mg/kg算的？
简秋：我们有这个打算，对于如何参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农业部是有规划的。欧盟的茶叶限量标准有好几百项， 欧盟现在涉及到的农药残留标准有14万项之多，不是每一个农产品出口到欧盟去的时候都需要对每一项农药残留进行检测的，这个管理成本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 不起的。它制定这个标准，就是有用的时候就用，要拿它说事的时候就用，不拿它说事的时候就把它搁到那儿，就是一个谈判的砝码。为什么我们国家加入WTO以 后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标准说话，就是这个意思。
新华社记者：请问前一段时间立顿的事件，这个事情导致公众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残标注和国际是不一致的，是低于 国际标准的，能不能笼统回应一下，整体评价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标准到底是高还是低，或者在这些标准中，有多少是高于国际的，有多少是低于标准的，有多 少是还没有标准的。第二个问题，如果禁用的农药在茶叶中检测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判断出它是违禁使用了这个农药，还是环境中残留下来的或是飘移来的，在技术 上能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