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美国人，却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她是参与美国原子弹研制的核物理学家，却和丈夫阳早被誉为“中国奶牛业的袁隆平”；她享受中国副部级高干礼遇，却不失“农民本色”；她来到中国整整61年，见证了新中国的风风雨雨……88岁的寒春，堪称中国人物志里的一个传奇。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 宿希强
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曾轰动一时。文章披露曾在美国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女物理学家琼· 辛顿，早在1940年代就和丈夫来到了中国，并可能泄露了美国的核秘密。事后证明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猜测，但琼·辛顿，也就是寒春，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事实上，甫来中国，寒春就放弃了研制原子弹，在大半个世纪里，她一直投身中国的奶牛事业。
2009年4月16日。北京沙河小王庄。穿过大片绿油油的苜蓿地，就到了寒春的家。
路上记者一直在想，这位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她没有来中国……
一片杨树掩映之下的几间平房，就是寒春这位科学家的家。除多了几株高大的杨树，这里和京郊农民普遍居住的房子没有任何不同，砖房，带院。
小院狭窄，有些杂乱。媒体曾广泛提到的那张“砖头办公桌”就缩在角落，孤零零的。
正午时分，风和日丽。寒春刚去机场送一个朋友回来。车门打开，一位穿着蓝色棉马甲的老人，戴着一顶老式的鸭舌帽，颤巍巍地走出来。卷曲头发已然全白，腰身微微佝偻着，灰蓝色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告诉我，这就是寒春。同行的、身为寒春保健医生的孟庆莲介绍我时，她扭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就往院里走。
寒春对记者并不感冒，媒体也鲜有对她的公开报道。历经近90载传奇人生的风风雨雨，似乎已经很少能有什么事情引起她的情绪波动。甚至2003年圣诞节，丈夫阳早去世时她似乎也并不悲伤——“人总是要死的”，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孟庆莲说，“但她还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工作似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最能刻画她一天基本生活轨迹的是，从家里到牛场、再从牛场到家里，那短短几百米的路程。每天早晨5点，她微微佝偻着背，从杨树掩映的平房里慢慢踱出来，鸭舌帽檐下的几缕白发随风舞动，目光平静祥和。这构成了寒春最平常的一幅生活剪影。
丈夫阳早已经离开她6年了，可她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家里的墙上悬挂的依然是《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书架上摆放的仍是《毛泽东选集》、《西行漫记》、《翻身》、《陈永贵传》等书籍，桌子上摊着的也还是《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只房子略略拾掇过了，另外，多了一只调皮的小黄猫经常钻到她的膝下撒娇。
她每天准时去牛场查看牛情，记笔记，回来熟练地打开电脑，上网，查资料，整理。不同的是，阳早不在，再没有人和她进行“关于政治和哲学”的辩论了。偶尔，她会在客厅的座椅上默默地坐一会儿，目光沉静，没有人能从她的表情里读出她在想些什么。
每年来看望寒春的朋友不少，节假日国家高层领导也会见她。但从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在她的圈子里，属于“私交”性质的很少，她没有所谓的“闺密 ”、“发小”。甚至，就连她的两儿一女和她的交流，也基本停留在“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的层次。“他们很少回来”，大儿子阳和平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二儿子阳建平在美国，女儿阳及平定居法国。
和寒春对话很吃力，老是表错情。
“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评价？一生？”寒春疑惑地看着我，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没想过，也不会去想。”过了一会，她终于回答。
“您孤独吗？”
“孤独？”寒春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她不懂什么是孤独，”贴身照顾她的老欧说，“你不能以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她。”
晚年的寒春最开心的一次，是多年的好友、著名作家魏巍去看望她的时候。那天，魏巍送上了这样的条幅：向中国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同志致敬。寒春一个字一个字念过，面含笑意地收下了。在寒春看来，“同志”这个称呼异常亲切——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称呼伴随了她的一生。曾经有人与时俱进地喊“阳先生”、“阳太太”，令她大为恼火，“瞎叫”。
寒春现在已是公认的中国奶牛业专家。可在来中国之前，寒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大物理学家费米的助手。如果没有来中国，她会是什么样子呢？
谁也无法回答。当年的同学、比她小一岁的杨振宁曾承认“她的动手能力很强”，而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寒春却正在西安草滩农场默默无闻地养牛。
历史没有假设。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注定了寒春的红色一生。
“小米加步枪”的力量让她告别美国
1948年，27岁的寒春从遥远的美国渡海而来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想到，她的一生就此扎根于这片红色的土地。
之前，作为核物理学家的寒春，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几位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那时，她还醉心于“高尚的”纯科学研究，对生产实践不屑一顾，“太俗”。但不久，两颗原子弹把她“炸醒”了。1945年8月，她参与研制的原子弹被投在了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10万平民死亡。当她从秘密录像中看到巨大的黑色蘑菇云腾空时，听到一位科学家悲叹：“那是日本人民的血肉啊！”这让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我热衷的纯科学竟造出了一个魔鬼，我不能再干下去了！”她的纯科学梦彻底破灭。
就在寒春彷徨之时，斯诺的《西行漫记》给她打开了新视野。其时，她的哥哥、《翻身》的作者韩丁受斯诺的影响，已先行来到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韩丁口中的“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影响了同学——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的阳早，他卖掉了正在饲养的奶牛，于1946年奔赴延安；然后是寒春，那个东方正在创造的新世界(10.93,-0.24,-2.15%)强烈吸引着她，“我要亲眼看看‘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在去延安之前，寒春穿过一次高跟鞋——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天，在走进一个狭长的走廊时，她突然脱下鞋子，扔进走廊深处。“太坏，这些东西。”寒春以这种方式宣布了与旧生活的决裂。
延安浓郁的革命气息、质朴的生活氛围，特别是那种“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的政治民主空气，让阳早和寒春十分陶醉。1948年，阳早、寒春带着中共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落户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帮助当地改良牛羊。
这里是陕甘宁交界处，汉蒙民族混居。一次，一个汉族人把蒙族人的狗打伤了，共产党干部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批评汉人——这件小事让阳早、寒春深信：这样的政党会把社会主义蓝图变成现实。
寒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延安，我逐渐懂得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如此信任和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100年来斗争、牺牲和经验的积累。”
他们有了扎根中国的想法。1949年4月，志同道合的两人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中共著名元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祝贺，并恭送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
从此，“社会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阳早、寒春追求一生。
1979年。北京派出一个奶牛机械化代表团访问美国，寒春夫妇是这个代表团的顾问。许多美国的老朋友问她：“寒春，你放下核子物理研究、放下博士学位到中国去，不觉得惋惜吗？”寒春幽默地说：“核子物理，这是自然科学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国是榜样。我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对真理和信仰的追求贯穿了寒春的一生。60多年过去，寒春对“延安生活”依旧心驰神往：“那时，真好啊，大家一心闹革命。”
“他们堪称中国奶牛业的袁隆平”
在中文电视节目里，寒春惟一关注的是新闻。2008年9月，“三鹿事件”爆发，中国乳业遭受重创。无助的奶农大批量屠宰奶牛，寒春对此又气愤又痛心：“中了资本主义的毒！”记者刚一提到“三聚氰胺”四个字，寒春就激动起来，睁大眼睛，连连摆手：“没有，我们这里没有！”
寒春夫妇一生都在为提高中国奶牛的产量和质量而奋斗。从1982年寒春夫妇来到北京沙河小王庄的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近30年来，小王庄就一直以优质、纯净、高产、低耗的奶牛闻名全国。2003年时，小王庄每头奶牛的年产奶量即达到9088公斤，位居全国之首，以他们的牛奶为原料生产的美国“ 八喜”冰淇淋，比“哈根达斯”售价还贵。
没有人知道，从“核子物理”到“奶牛业”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也很少有人知道寒春为之洒下了多少汗水。但接触过她的人都知道，牛在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
2003年12月26日，阳早去世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去看望寒春。寒春只字不提阳早的后事，却着急两件事：一是昨晚牛场丢了9头牛，牛的亲属链断了，这损失是天文数字；二是，“大学城”要占奶牛场，我的牛怎么办？
而在阳早去世的前几天，夫妇二人曾有这么一段对话——
寒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阳早：“你要是把这群牛管好，我就放心了……”
“管理十分严格，有时发火，但对事不对人。”这是在牛场工作20多年、现任牛场场长的段晓虎眼中的寒春。“凡事牛为先。”寒春夫妇给牛场立下规矩：一分钟解决的小事不能三分钟解决；今天能做到的事不能拖到明天。一天，寒春发现新生牛犊耳朵上没有打号印记，她当即火辣辣质问值班员：“昨晚能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等到今天？你有能说服我的理由吗？”
在小王庄，寒春的“牛情管理”广为称道——她记录了1963年至今各种挤奶器工艺及其对使用寿命和奶的细菌含量的影响，她设计的牛情表格让畜牧研究所专家都汗颜：“我们搞专业的，都没搞出这样高水平的东西。”
而早在1955年，他们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就销售近100万台，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
几十年来，丈夫阳早专注奶牛品种改良，寒春投身奶牛场机械化，其成果直接惠及中国的奶牛业。他们出品的胚胎和公牛，成为许多奶牛场和种公牛场牛群品质改良的首选产品，
1980年代，阳早设计安装的管道式挤奶设备、寒春设计的直冷式奶罐，在中国率先实现了奶牛饲养机械化。他们研发的《牛奶管道的自动洗涤与消毒》、《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成为业内解放生产力的示范设备。国内外几百家单位、数万人次先后前来参观学习。他们主持的《奶牛场成套设备研究、牛场设计与中间试验》项目被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科学技术成果进步二等奖，在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新疆、西安、长春、深圳等地推广……
从陕西延安到定远三边牧场，从西安牛场到草滩农场，从北京红星公社到小王庄，60多个春秋，寒春夫唱妇随，默默耕耘，埋头奉献。
寒春夫妇的成就得到了公认。1987年，农牧渔业部为寒春夫妇颁发了“国际合作奖”；1993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授予寒春“白玉兰荣誉奖”；2003年，中国农机院授予寒春夫妇“金牛奖”。
中国乳品消费研究员、奶牛场管理专家梁子哲这样评价阳早和寒春：“他们直接推动了中国奶牛业乃至乳业的发展，帮助中国把奶牛的年产奶量从一两吨提高到了七八吨，堪称中国奶牛业的袁隆平。”
“她是一面镜子”
“幸福何在？”这是寒春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她写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享受副部级高级干部待遇的寒春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认为“奢侈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多年来，一张床，两个旧式沙发，三个书橱，是她的全部家具；家电除了工作用的电脑，就是一台老式电视机。现在“被迫”改善了一下，但也仅仅是简单装修了平房，“砖头办公桌”换成了电脑桌。
“国家给她一套200多平米的住房，就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她坚决不要，说离牛远了睡不着。”孟庆莲说，“就连生病都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给处理一下。实在不行了，住几天就急着出来。她说，‘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万块钱，太浪费。我在你这儿，几十、上百块钱就解决了’。”
“她从来不挑食，吃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就是馒头、面条、水饺之类。”照顾她生活的老欧说，寒春总强调，“我们是为了活而食，而不是为了食而活”。
2003年寒春对丈夫阳早的后事安排，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几近“残酷”。
“他们对生命看得很开，痛恨浪费”，孟庆莲说，阳早去世后，寒春将他体内的心脏起搏器摘下，“12万呢，可以留给买不起起搏器的人”。后来这副起搏器送到新疆，救助了一个心脏病人。
“阳早去世时，寒春没给他穿一缕衣服，她认为，‘人都死了，别再浪费’， 阳早干干净净地去了另一个世界。”孟庆莲说。
阳早在中国也一直享受副部级高干待遇，相关领导要把他的骨灰安置在与他职位相符之地，寒春却“听从儿女的意见”，“树葬”，“把他埋在能看见牛的地方”——而阳早的遗嘱里是这样写的：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捐献遗体；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处理骨灰；四、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自我评价)。
在寒春的坚持下，骨灰暂时寄存，等春天时树葬。但对于寄存费40元，寒春心痛又生气：“太浪费了，没必要花这个钱。”现在，阳早的骨灰就在小王庄牛场牛圈旁边的一棵小松树下面。
“寒春夫妇的钱都花在了牛身上，”场长段晓虎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了大量的美国、荷兰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在美国，一个胚胎1400美元，一头公牛精液100美元。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了多少？他们不知道，也从不考虑。”
寒春的直率、坦荡也是有名的。“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更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真实、纯粹是她的生活原则。”中国农机院李书记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与王震上将吃饭，寒春开口便问：“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资本主义是癌，我是为了信仰才来到中国的。”寒春从不掩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痛恨。就连她养的奶牛，也被划分了出身：母牛是“社会主义”的，公牛是“帝国主义”的。因为母牛是从延安的血族谱系延续下来的，而配种的公牛精液是从西方引进的。
1966年，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外国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据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回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为：要求对他们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要求对待他们的子女同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取消对他们的“特殊待遇 ”，允许并鼓励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毛泽东特别作出批示：“不许两样。”
寒春直言不太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
从周恩来到温家宝，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经常会见她，但她从来没为个人生活提过要求，提到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现在她还经常给温家宝总理‘递纸条’。”孟庆莲说。
原牛场负责人、几十年的老同事陈继承，提到寒春感慨：“她是一面镜子。在她面前，我这个共产党员是不合格的。”
“好家伙”是她的口头禅
寒春的汉语读写能力不太灵光，连小学课本都看不懂，惟一能够通读的是中文版《毛泽东选集》，但听说能力和普通中国人差别不大。
“好家伙”是寒春的口头禅，这个词承载了很多的意思，有高兴，有惊讶，有赞叹，有气愤，甚至还有不屑。
原子弹让她放弃了核子物理，她回忆当年看到原子弹试爆时的情景：“好家伙，那么大一个太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寒春正在偏僻的农村。20天之后，她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好家伙，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真是了不得！”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寒春夫妇致信联合国抗议：“这算什么本事？打倒美帝国主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寒春对时任总统的小布什十分反感：“那个布什，好家伙！”
寒春不高兴有些媒体过于主观：“有篇文章里写阳早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喝奶，哪有劲干革命。’阳早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好家伙，中国工农大众早就起来闹革命了，他们有牛奶喝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牛奶喝啊？”
关于文革，寒春和中国人的理解相去甚远。她批评陈鲁豫的观点：“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陈鲁豫后来表示理解：“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
2004年，寒春拿到中国第一张“绿卡”。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她有点烦：“好家伙，怎么都问这个问题！你问的没有意义，国籍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我是世界公民，我来中国是为了信仰。”
从外表看，寒春这个“国宝”级的人物除了蓝眼睛、高鼻子，和小王庄的村民没什么区别。但小王庄的村民把她奉为“村宝”：“没有她，小王庄牛场早就让房地产商吞了！”——他们祈祷寒春长命百岁。
而寒春对此的反应是：“好家伙！能干事多活几岁可以，不能干事，活那么大岁数干啥？”她不经意地撇撇嘴角，习惯性地耸耸肩。
这就是寒春。
她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但她似乎又离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不过有一点，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可以达成共识：她不应被忘记，中国人也不会把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