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浙江省嘉兴市的生猪养殖业日渐繁荣，成为供港供沪的重要产地，年存栏量曾一度高达300万头，占全浙江省的近五分之一。“家家户户都养猪”，一度成为嘉兴养猪业繁荣之景的映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养猪逐渐成为嘉兴市广大农民生产致富的重要支柱，生猪养殖场(户)数在高峰时曾达到12.75万户。
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速增，生猪产业发展与生态容量的矛盾在近几年日益凸显。据嘉兴市委副秘书长、市农办主任、市农业经济局局长葛永元介绍，“散户为主的密集式养殖，既增加了管理难度，又加大了环境承载负担。”尤其是2013年“上海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的发生，给嘉兴生猪养殖产业来了一记沉重的打击。如何走出困境，引导生猪养殖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嘉兴农业面临的一道门槛。
痛定思痛后，2013年，嘉兴釜底抽薪，在全市开展了以“拆违减量”为核心的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三年行动。从此，嘉兴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和规章制度，疏堵结合，开始了一场以“转产转业”为目标的自我转型发展探索。
穿过现代风格的木色咖啡屋，是一片精致草坪。青草与蓝天呼应，勾画出农场庄园的美景。这里是嘉兴南湖区新丰镇曾经的养猪大户周根荣的家。无法想象的是，记者脚下透着青草香的土地，在2014年以前都是臭气熏天的猪舍。
周根荣指着脚下和不远处的树林子告诉记者：“2014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3650平方米猪舍，一部分改建为现在的咖啡屋和餐厅，一部分种绿化苗圃。”在2014年“拆违减量”行动中，周根荣是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做工作带头拆的第一人。有些戏剧性的是早在1985年，他也是当地政府发动带头养猪的第一人。
从第一个养猪，到第一个拆猪舍，周根荣经历了嘉兴市养猪业从起到兴再到转的全过程。“要说转行有没有损失，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转也不行啊，环境污染确实严重。现在儿子和儿媳种一些园林绿化苗木，搞一些咖啡餐饮，环境舒服多了。”周根荣作为养得最早、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专业户，他养猪的年收入平均在30~50多万元，但是转行做园艺苗木以后，基本上都在吃老本，还未到盈利的阶段。
转型发展使养殖户收入在短期内受到影响，那么如何让老周转得心甘情愿?
从政府层面看，“拆违减量”需要先确定“拆谁的，如何拆”。葛永元向记者介绍，2013年嘉兴先后配套出台了8个关于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加强养殖服务监管、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置的政策文件，市与各县(市、区)连续三年签订了生猪养殖业减量提质目标责任书，明确阶段性猪舍拆违和生猪控量目标，层层推进落实。
在强大的行政推动力下，“拆违减量”工作迅速展开。“不仅要做得实，更要细致，要科学。”葛永元告诉记者，“市、县两级联动，重新调整、科学划分了禁养区、限养区。”工作人员逐场签订“一场一策”治理方案，切实推进了拆违整治工作。
更重要的是，拆除猪舍要按标准给予足额补偿，让退养农户退得出、转到位、稳得住。“拆除猪舍按照每平方米150~300元不等的标准，给予退养农户转产转业补助。”据介绍，按规划周根荣的养猪场位于禁养区，“应该立即拆除。”由于周根荣的猪舍建设成本较高，最终他以每平方米300元的标准获得了补偿款共计105万元。据统计，嘉兴全市累计投入30余亿元，帮助10多万户原从事生猪养殖的农户顺利实现了转产转业。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无劳动能力退养人员实行托底安置。
退旧业，创新业。为了让退养农户顺利实现转产转业，嘉兴市农办、市农业经济局联合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广泛开展培训。“通过免费开展技能培训、组织专场招聘会等形式，引导和帮扶退养农民从事水果、花卉等高效种植业，或转移到二、三产业创业就业。”据葛永元介绍，“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要实现培训与退养人员的就业意向、岗位推荐和技能要求紧密结合，进而有效提高退养人员的就业创业能力。”仅南湖区近三年已举办各类转产转业培训班142期，培训人员6611人次，组织召开专场招聘会44期，提供就业岗位12952个，为广大农户转产转业提供了有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