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条渠道”抓输出，拓宽转移之路。农民转移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又一主要渠道。结合五大农业板块发展新格局，放眼一、二、三产新布局，按照大县城、小城镇、新农村“三位一体”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路，我们积极鼓励农民向主导产业、向农业龙头企业转移，向中心村、向集镇转移，向三产、向城市转移，让更多的农民在务工舞台上现身手、亮绝活，在各个产业里施本领、闯天下。“十二五”以来，全县在外务工农民年均达到2.3万人，其中，离土不离村从事相关农业产业的务工人员有5800余人，年均新增劳务经济收入9000余万元。2013年我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劳务收入比例占46.6%，成为农民新增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三个机制”抓反哺，壮大弱势产业。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围绕服务“三农”，我们坚持走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路子，通过完善资本聚农、辐射带农、企业办农“三个机制”，建立起以工补农、以城促乡长效机制。通过融通、集聚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反哺“三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和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通过实施“一矿建一企”战略和“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鼓励资源型企业发展地面企业，发展接替产业，吸纳农民本地就业，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机会，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壮大。四年来，资源型企业在旅游产业、商贸物流、农业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投资9.4亿，打造了柳氏民居、沁水大酒店、嘉沁农业等一批精品项目和示范工程，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六、“三个围绕”抓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效益的高低、农民就业的机率、农民增收的水平和农村发展的前景。围绕农业技术、劳务输出、科学经营三个方面，致力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强致富本领，我们把农民技能培训作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引导农民破除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陈旧思想，主动走出家门，从农业之外促进增收。“十二五”以来，先后投资800万元，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技能培训，累计组织农民科技培训10万余人（次），开展技能培训200余期1万余人（次），进一步激活了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
七、“三个结合”抓移民，破解增收结症。移民搬迁是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群众脱贫问题的重大举措，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重大工程。我县地域面积广，人口居住分散，特别是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配套难，对农民增收形成严峻挑战。为解决这一“症结”，我们按照两个示范区、三个标杆村、四条重点干线的“234”新农村建设总体推进规划，坚持“三化并举、四轮驱动、片区开发、分类推进”的原则，结合城乡一体化、工业新型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积极开展移民并庄，鼓励边远山区人口向沿路、沿河、中心村镇集中，加快特色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十二五”以来，全县扶贫移民工程共投资5200万元，建成移民住宅343座，建筑面积61800平方米，完成扶贫移民343户1500人。“十二五”以来，全县自然庄总数由1666个减少到1332个，城镇人口由74728人增加到83324人，城镇化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大县城、小城镇、新农村的集聚效应更加显现。
八、“三扶三带””抓创新，夯实帮扶基础。帮扶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托底工程。没有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自发动力，农民走不出贫困；没有实体化的扶贫产业，脱贫就不会长久稳定；没有贫困村集体的实力壮大，脱贫就失去了堡垒核心。因此，在扶贫重点上，我们实行了“扶心、扶产业、扶集体”的三扶政策，努力促进个体和集体经济同生共长。“三扶”政策的优势，集中体现在青龙可持续发展基金试点推行上。青龙村委在给菜农提供“五统一”优质服务的基础上，从每个农户的蔬菜收入中切出一块，由集体统一管理，主要用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用于产业技术创新，用于集体公益事业发展。在发展个体利益和壮大集体利益之间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试行两年来，菜农的人均收入由原来的2600元增加到7600元，集体所外欠的300余万元也逐步还清，实现了干部有威信、集体有实力、农户有依靠的良好局面。在扶贫措施上，我们实行了政策带动、龙头带动、市场带动的“三带”措施，鼓励农民眼睛向外，鼓励农民与市场或企业联姻，善于从“自己一亩三分地之外”找增收捷径。目前，我县已建立“五个一”帮扶机制，即：对每个贫困村都确定了一支扶贫工作队、一个县直帮扶部门、一个帮扶对口企业、一名县处级领导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对每个贫困户都确定了一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对口扶贫。全县75个贫困村，有52个村有了脱贫支柱产业，占到贫困村总数的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