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因为严重的神经衰弱，20岁的翟延举含泪放弃了高考的机会，回到家乡山东掖县西由后邓村（现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后邓村）务农。那个时候，她一切关于青春年少的少女情怀全部幻灭，所留下的，仅有一点点的不甘心和作为一个农民最朴素的关于“丰收”的希望。28年后，因为研究成果“金海5号”，48岁的翟延举含笑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从总理温家宝手中接过奖状，成功登顶共和国年度最高科技奖。那个时候，面对温总理，她感觉有很多话要讲，最后却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
“走下领奖台，我只感觉自己实现了一个农民很多年来的一个梦想。”2009年1月13日，翟延举在青岛流亭机场通过手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3分钟后，她关闭了她的手机，登上了从青岛飞往海南的航班，去继续圆她那个关于农民的“丰收”梦。
科学家翟延举
“当时感觉很不甘心。”2009年1 月13日，在回忆起28年前因病放弃高考，不得不从掖县一中（现莱州一中）毕业回乡务农时，翟延举依然无法掩饰她的失落和惆怅。那个时候，掖县一中共有 10个毕业班，其中有6个是重点班，每个班有50多人。那一年高考，她们班里一共有3人落榜，她却连“落榜”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高考。她的成绩当时在重点班里处于中上游，“完全有把握考上大学”。
1981年7月， 20岁的高中毕业生翟延举回乡务农。那个时候，她唯一的感觉就是不甘心，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做一点学以致用的事。那个时候的翟延举，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学生时代的理想也因为大学梦的破灭而搁浅，以至于到现在都不愿再提起。1981年的翟延举，在枯燥的务农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机遇。没用多久，她就找到了这个机遇。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在为‘掖单2号’制种。因为种质优良，那个时候，一斤‘掖单2号’玉米种可以卖到2块多钱，而普通的玉米种却只能卖7毛钱。”翟延举说，这个发现，让她的人生目标一下子明朗了起来。她说，她的一生一共立了两次志。第一次是在学生时代，第二次则是在毕业务农后。为了这第二个人生大志，她奋斗了28年，并还将继续为之奋斗下去。
莱州市是全国著名的玉米良种之乡，尤其是在当时的西由乡（现在的三山岛街道），几乎村村都在搞育种。那个时候，“掖单”系列玉米良种就已经开始播洒全国。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翟延举很快就凭借她“优秀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进入了当地一所有名的实验站，主攻肥料实验和玉米栽培技术。凭借扎实的知识和认真刻苦的钻研精神，很快翟延举就成了实验站的技术骨干，并于1991年开始接触最核心的玉米育种技术。4年后，翟延举从实验站辞职，加盟姐夫邓茂金成立的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担任金海作物研究所所长，全权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和育种实验。那个时候，金海公司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源都很单薄，最关键的是，1995年的金海种业，还没有自己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种，只能靠培育销售其他品牌的玉米品种来勉强维持资金链不会断裂，“感觉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
“当时感觉还是不甘心。要想实现突破，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玉米品种。”翟延举说，因为气候的原因，北方一年只能育一季种，而海南则可育三季。为了缩短研究周期，她背井离乡、远下海南，在海南农村租种了当地农民的17亩良田，开始了她万里之外的异乡生活。1年后，翟延举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金海1号”培育成功；9年后，翟延举研究出的第5个“金海”系品种“金海5号”，以亩产1146.74公斤的成绩，创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13年后，翟延举凭借“金海5号”走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奖状，成功登顶共和国年度最高科技奖。从那时起，媒体给予她的头衔是“最会种玉米的农民女科学家”。
“你是‘金海5号’的育成人，是农民出身，干的不错，继续努力，祝贺你。”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台上，共和国总理温家宝紧紧的握着翟延举的手，亲切的说。那一刻，翟延举感觉有很多话要对总理讲，最后却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
女人翟延举
“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不合格的。我感觉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
1986年，还在实验站的翟延举就开始了她的候鸟式生活，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是生活在海南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中。此后的每一年春节，翟延举都是在那里度过。除夕夜，陪伴她的只有她从莱州带到海南的6人科研团队和海南特产大个头蚊虫。她年迈的父母、孤独的丈夫和一双可爱的女儿只能在关山万里之外，与她举杯饮相思。
父母和丈夫都能理解她，也很支持她。但一双年幼的女儿却因为她常年不在身边，跟她有了很深的隔阂。每次回家，两个女儿都会远远的、怯怯的看着翟延举，仿佛看着一个陌生的女人，丝毫没有女儿与妈妈之间的那种亲热。现在，翟延举的大女儿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择业；二女儿也升入高三，面临高考。在两个女儿的人生最关键时刻，翟延举依然没有时间陪她们、帮她们。
“她们都喜欢她们的父亲，而不太喜欢跟我接触。”手机那头，翟延举略带忧伤的说。
在同事李晓林的眼中，翟延举的两个女儿孤独而懂事。“琳晶11岁的时候，个头刚刚高过灶台不多，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李晓林说。琳晶是翟延举的大女儿，现在在中国农大烟台校区念大学。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模糊；等年龄大一些后，她开始尝试着走进母亲的事业、母亲的生活，尝试着去理解母亲，但直到现在，她也依然感觉跟母亲之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距离感。
2002年7月，翟延举的丈夫徐殿臣从原单位下岗后也加盟到金海种业，工作压力骤大，还需要经常出差，翟延举的两个女儿从此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活，东家吃一顿，西家蹭一顿，在这个亲戚家住一晚，再到另一个亲戚家住一晚。直到现在，两个女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在洗，作为母亲，翟延举没有给她们洗过一次衣服。
为了给小女儿徐玮捷一个稍微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在读小学的时候，徐玮捷就被送进了城区一所寄宿制双语学校。在那里，虽然可以衣食无忧，但孩子却更加孤独。邻村人李红梅的孩子也在那所学校读书。每个周末，李红梅都会象其他家长一样到学校去探望孩子，给孩子送去换洗的衣物和一些零食。那个时候，徐玮捷总会孤独的倚在窗前，默默的看着窗外的校园，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不会来。
“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一种性格：出来了，就很少想家，就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不过孩子们可能会想妈妈，她们……”手机那头的女人翟延举突然失语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农民翟延举
“我在掖县一中时的很多同班同学，现在都非常有出息。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北京、济南、上海都有，二炮部队也有，还有一些在国外。”翟延举很愿意跟别人谈起她高中时的同学。谈到他们的时候，她无法掩饰她的羡慕，虽然她现在已经登顶共和国年度最高科技奖，从社会贡献、知名度和个人财富来讲，不逊色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她依然对自己没能圆的大学梦耿耿于怀，对那些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昔日同学保持由衷尊敬。从内心里，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
2009年1月7日，翟延举飞抵北京，准备领奖。一位北京记者在宾馆采访她时，夸她穿的羊毛衫漂亮时尚，翟延举很不好意思，腼腆的告诉记者那是她女儿带她去买的，她从来没穿过那么高档时尚的衣服。“其实我还有另一句话没好意思说，我穿上这件时尚的羊毛衫，感觉全身不自在，还是穿那些钻玉米地的工作服更舒服。”手机那头的翟延举笑着说。
“平时做实验，几乎整天都泡在玉米地里，根本不可能去穿什么漂亮衣裳。往往是两套工作服轮流穿一年，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讲究。”翟延举自认为自己对于穿着打扮的品位很差，是典型的“农民眼光”，而且，她也没有时间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大部分亲戚都在农村，就算是要走亲访友，也顶多到大集上去买件衣裳穿，一年买不一两回，每套都不超过100块。”
翟延举总是不忘提醒别人，她是一个农民。
她没有念过大学，但现在她的手下却有2个博士研究生和3个本科毕业生。她只让他们从事比较轻松的实验室工作，真正核心的育种工作，还是她在带领原班人马在做，那些人，大多都是些只有初中学历的“地道农民”。
“不是为了技术保密。”翟延举说。
翟延举告诉记者，育种是整个流程中最辛苦的环节，除了要长期驻守海南偏远山村外，更是要常年进行野外作业。要日复一日的在玉米田里观察实验、记录数据；天气越热，越是要到田里去套袋；越是刮风下雨，越是要到田里去，把刮落的套袋捡起来，重新套好。在育种的关键时期，翟延举会一天24小时守在田里，就在田里搭个窝棚，不分白天黑夜，吃住都在田里。一则要观察实验，二则也要看住玉米不要被当地农民养的水牛吃掉。“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就是在过一种刀耕火种的野人生活，这样艰苦的生活，不是‘地道的农民’，是很难忍受的。”翟延举说，当时她在选择她的核心科研团队成员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吃苦耐劳”。
“那个时候，别说是大学生，就是高中生，都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翟延举没有想到今天她的团队里能有博士生，所以她很珍惜他们，生怕让他们做太艰苦的工作，会把他们吓走。“我们太需要这些有学历的高级技术人才了，所以我格外尊重他们的意愿。恐怕这也是农民意识在作祟？”翟延举自嘲的说。
“我的知识面很窄，很多知识都是靠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的，不成体系，根本当不得‘科学家’这样一个称号。”接受电话采访时，翟延举在手机另一头一再这样说。她说，她之所以得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些成功，更多是来自于她对育种事业的一种痴狂，一种热爱；更重要的，还是她身上最朴素的农民品质：放得下身架，吃得了苦。
对于“农民女科学家翟延举”这样一个称谓，她更认可她的“农民”身份。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名字叫翟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