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有19个民族村，生活着回、满、蒙古等49个少数民族成分的群众，少数民族人口4.9万人。2010年，大兴区19个民族村人均劳动所得约1.67万元，虽然高于大兴区农民人均劳动所得，但有8个村没有达到全区平均水平。2015年，19个民族村全部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区位各不相同，政策各有差异
位于北京市南部的大兴区，19个民族村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民族村，主要位于六环以北，因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建设起步早、发展快；南部的民族村，因为相对偏远，交通区位差，主要依赖农业，因而发展缓慢。
对此，大兴区制订了差别化政策。对于北部的西红门镇星光社区、黄村镇狼各庄等民族村（社区），主要从政策引导方面，帮助他们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地权变股权，村民变股民”的转变。
针对南部低收入民族村的实际，大兴区采取了重点帮扶的办法。首先继续保留六环以南8个民族村高于普通村标准1倍的公益事业经费，每村30万元；其次，大兴区民委、区农委、区财政三部门联合制订《大兴区低收入民族村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自2013年起，每年安排38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低收入民族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民俗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适合民族村自身发展的项目。
针对南部贫困地区，大兴区民委还探索了多种形式的对口帮扶方式。2012年，大兴区委统战部、区民委制订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帮扶民族村经济发展的意见》，引导各民主党派继续开展技术咨询、文化下乡、项目引进、困难救助等对口帮扶。2013年以来，区委组织部安排区直有关单位深入开展 “百家单位联百村”城乡共建活动，选派优秀干部到民族村担任第一书记，帮助民族村发展。
变挑战为机遇，村村有主导产业
2010年，大兴区提出“南部村要形成‘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致富门路’的局面”。随后，大兴区民委邀请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对南部未达标的8个民族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作出了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规划。
崔指挥营村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土地主要为沙流地，很难发展种植业。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在北京市民委的支持下，该村成立了合作社，建设了奶牛养殖基地。“市、区、镇三级政府投入600多万元，建起了养殖场、挤奶平台，并与三元、伊利等大公司合作，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大兴区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安定镇佟营村和东白塔村是纯回族村，该镇充分发掘这两个村的民族特色优势，鼓励他们发展肉牛、肉羊、奶牛养殖，帮助民族村制订产业规划、争取扶持资金、协调贷款资金、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促进了两个村养殖业的持续发展。2013年，为东白塔争取资金180万元，为佟营争取贷款贴息资金140万元，肉牛出栏增加1800头，肉羊出栏增加1万只。与此同时，安定镇结合平原绿化工程，优先考虑民族村，流转东白塔村土地280亩，每亩收益3000元。
大兴区礼贤镇有4个民族村，一直以来，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新机场选址于此，更使礼贤镇建设受到严格管控。但大兴区民委变挑战为机遇，结合新航城规划发展，依托农民实训基地，围绕新区企业和未来机场用工需求，对村民进行订单式、储备式培训，涉及物业管理、物流服务、叉车驾驶、水电维修、绿化保洁等方面。同时，大兴区主动与亦庄开发区和“六园”产业基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组织园区企业进行专场招聘，积极推荐少数民族村劳动力就业。
健全民族工作机制，保障民族事业顺利发展
与北京市很多区不同，大兴区于2004年独立设置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全市各区中率先确立、健全了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实现了与北京市民委工作的完全对接。大兴还成立了区、镇两级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组织机构；实施民委委员制，有18家区直相关单位和5个民族工作重点镇成为民委委员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民族工作机制；区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每年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民族工作，听取民族工作部门的汇报等。这些举措，为推进民族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领导重视是做好民族经济工作的关键，我们历任主管区长都会到民族乡村调研。”大兴区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14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邵恒，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洁和分管民族工作的副区长陈晓君等领导，多次听取民族村经济工作汇报并深入民族工作重点镇调研，要求有关部门和镇高度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做好民族村的经济发展工作。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各级财政为大兴区投入专项资金2750万元，扶持民族村种养殖项目22个，新建温室大棚200栋、果园500亩，改建养殖小区4个，出栏肉牛4000头，肉羊3万只，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个。正是有了组织上的保障、经济上的扶持，土地流转起来了，资产经营起来了，农民组织起来了，大兴区的民族乡村也富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