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友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常在水里走，他基于丰富经验的观点得到了专家的支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新辉向记者表示：“如果有条件的话，确实应该禁渔一年，这样西江的生物资源就可以得到有效恢复。”

　　艰辛的渔家：

　　八旬老翁仍在工作

　　渔民们是怎么生活的？何亚友向记者介绍起了当地渔民的生活方式。厂排社区的渔家大多都夫妻一起出动打鱼，每天打鱼10多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条渔船平均每天只能打上三四十斤鱼，拿到邻近的市场上去卖，每斤只卖3元左右。

　　一天下来，光是柴油费就要花掉30多元。粗略一算，夫妻两人平均每天只能赚五六十元。渔家的经营成本绝不止柴油费，比如，渔船每年都要上岸涂漆保养一个月，花费1000多元。加上折旧费用等其他零散费用，渔家的纯收入非常有限。

　　去年，何亚友的两个女儿花费4万元给他和老伴一次性购买了社保。现在，何亚友和老伴每月能领到1300多元退休金。两个女儿都已嫁人，她们不愿再从事捕捞行业。

　　“我们有子女扶养，有些渔民借钱之后才买社保。背着债，有些人要把社保卡放在债主家里。”谈到同行的生计，何亚友难免心酸。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杨少松处长介绍，在计划经济时代，渔民的生活还属于社会中上层。他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渔民的日子比农民——甚至城里的工人都要好很多，他们可是吃商品粮的。”可市场经济大潮一来袭，他们的光景就不如往日了。

　　“我们都不愿意儿女再干这一行，太苦了。劳动时间长，收入也差。”几位老渔民向记者抱怨道。“可能再过二三十年，西江上再也不会见到渔民了！”杨少松分析道。

　　“这个村子上，凡是房子靓的，都不是打鱼的；凡是房子烂的，都是打鱼的。” 在西江支流新兴江畔的江口村，渔民梁先生手指着岸上的一排建筑说道。

　　梁先生家的房子是1987年盖的，从那之后，他再也没盖过新楼，因为没有钱。邻居们都放弃了打鱼的营生，有的开饭馆，有的采石做端砚，一个个都发了财；但干老本行的渔民日子却越来越清苦。

　　“1998年以后，污染多了，江里的鱼一下子少了很多。虽然这些年鱼的价钱是涨了一些，但我们的收入没什么大的提高。”他说。

　　“西江确实应该禁渔，再不禁渔都要没鱼打了。我现在45岁了，儿子在深圳打工。我的家太小了，我的母亲至今都还只能睡在木船上。渔民里老人特别多，他们干不动活了，养老成为一个大难题。”梁先生手指着老母亲睡的木船，表情透着悲凉。

　　记者看到，那艘渔船十分破旧，船篷用竹片编制而成。因为年久失修，船篷上还有几个透风的孔，被人用木板遮住。梁先生回忆道，在他小的时候，这艘面积不过3平方米的船上曾睡着一家6口人。

　　就在这艘木船的不远处，一位老渔民正在用他长满老茧的手编织着抓虾的网袋。这位渔民也姓梁，已经80多岁。梁大爷的儿子以捕鱼为生，而他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只能“退居二线”编些网袋帮把手。

　　转型困境：

　　除了捕鱼啥都干不了

　　禁渔在即，这些失去了老本行的渔民可以做些什么呢？

　　杨少松介绍，渔民们普遍年龄都大于40岁，文化水平比较低，几乎没有几个是初中毕业的，有些人甚至目不识丁。这些现实造成渔民转业非常困难。

　　在采访中，不少渔民向记者抱怨，他们已“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顶多只会做点小手工，很难养活自己！”渔民老梁告诉记者，大多数渔民除了打鱼其他事情都不会做，年纪大了，也学不了东西了。

　　此前，李新辉教授向记者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政府投资，变这些传统渔民为西江的生态护养员。走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使得西江水域成为广东的高功能水质保护区，同时也能解决这些渔民的生计问题。但杨少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目前渔民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走生态旅游的线路不大现实。”

　　林建志告诉记者，休渔期间对于渔民的经济补偿方案目前尚在调研和商讨之中。据了解，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曾允诺，禁渔之后国家将照常发放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肇庆、梧州、贵港等地方政府负责人也表态，将向困难渔民发放临时补贴。肇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卢锦汉表示，政府会参考地方最低生活标准给予困难渔民相应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