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是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的重点和难点，随着食品药品管理体制的改革、管理职能分工进一步明朗、食品安全法制化的加速推进，农药监督管理责任重大，风险凸显，农业部门应当积极面对。
风险一：分段监管职责不清
如今食用农产品的监督管理已由“多龙治水”，改为“两龙治水”，即由原来的工商、农业、质检、药品、工信等多部门管理改为由农业、食品药品两个部门管理。中编办下文规定：“农业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环节到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也就是把销售、批发、加工以前（简称“三前”）的食用农产品归农业部门管理，以后的归食品药品部门按照食品管理。现在关键是“三前”需要有明确划分，中间地段也许就是监管的空白区域，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比如此前出现的“甲醛白菜”、“毒生姜”等事件。
目前急需对零售、批发市场、加工企业进行明确责任定义。应该说凡是农产品经过交易后，就是已经进入市场，属于“三前”以后的监管。如果这样认定，凡是交易后的食用农产品运输、储藏、保鲜的监督管理就应该由食品药品部门负责，而交易前的由农业部门负责。
其次，有争议的监管领域需要明确。如违法使用添加剂生产“毒豆芽”事件，这些监管领域需要中央编制部门权威认定，不能有监管空隙、盲区，避免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扯皮。此外，对市场、加工企业的监督检查、检测，应该由食品药品部门负责，农业部门负责生产基地、田地里的食用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检查、检测。
风险二：农药经营许可门槛过低
根据现有的政策规定，农药没有经营许可，只要工商登记过的经营单位，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设置许可的，都可以经营。也就是说所有的经营单位都可以买卖农药。农药应该有比人药更加严厉的管理措施，而我国人药的监管机构、人员、许可都远远严于农药。
在美国，不但生产、经营农药需要许可，就是使用限制农药也需要许可，一旦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庄稼有病虫，需要使用限制农药，要上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派技术人员调查，拿出使用时间、农药品种、数量的意见。限制农药使用人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获得限制农药使用证书。如果农场主没有限制农药使用证书，则必须在持有限制农药使用证书的人的指导监督下方可使用。所以，他们滥用农药的现象很少发生，甚至有许多我们禁止、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仍在使用。
风险三：不合理用药难监管
我国农业生产是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农药经营企业仅山东省就有5万多个，制假造假、非法添加、跨作物、超剂量、违规使用农药现象比较普遍，监督管理任务十分艰巨。按照中编办对食品药品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职责分工，农业部门负责农药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理。农药的质量现在由工信、质检部门负责生产定点、许可，农业部门负责登记，而农药使用只停留在技术指导层面。
按照新的职能分工，农药生产定点、许可之外的农药登记、农药经营管理、农药使用管理都归农业部门负责，这里就包括农药经营单位和农药品种质量的监管，高毒农药定点经营，人员培训，农药风险评估，主要作物、病虫害推荐用药，农药监督检查，药害调查处理，小宗特色作物登记用药试验等工作。由此新增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对使用农药的监管，必须需要编制、经费、设备等方面的有力保障。这就必须加强部、省、市、县农药检定管理机构建设，真正成为监管有力、技术支撑、上下贯通、监管与执法和推广分离的一体化有效运行体系。
应尽早推行农药经营许可制
为此，加强农药监督管理任重而道远。这就需要新《农药管理条例》早日颁布实施，必须实行农药经营许可，推行农药经营登记备案、高毒农药定点经营、低毒低残留农药补贴三项制度，健全农药监督管理体系，强化监督检测手段，完善监管规章制度，创新工作机制，注重监管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权威性，逐步建立起农药登记、市场监管、风险评估、安全使用、残留监控等环节相互衔接并相互促进的全程一体化高效管理机制。
特别在使用监管上，要建立完善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准则和标准，加强农药抗性监测、药害监测和残留监测，搞好使用农药和食用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做好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农药使用人员的教育培训，实行持证上岗，推荐低毒低残留农药，指导农民安全合理使用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