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刘玉满就我国奶牛养殖在向规模化过渡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改革、完善我国奶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如何提高奶业质量水平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 者的专访。
《乳业时报》：我国奶业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态势？
刘玉满：中国奶业正处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转型的时期。目前，包括奶业在内的大农业，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在逐步减少，规模化经营在逐步 扩大。国外发达国家实际也是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在发展，包括美国，奶牛养殖规模已经很大了，但小规模牧场还在逐步减少，中国奶业将来也要走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道路。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给予相应支持。这个过程能够有多快，取决于国民经济走向、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包括资金和技 术上的扶持。
《乳业时报》：奶牛规模化养殖已经成趋势。您认为我国奶牛养殖在向规模化过渡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刘玉满：我认为我国在向规模化经营过渡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可能会使规模化养殖给产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应该遵守经济、科技发展 规律，因势利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规模化发展道路。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各地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广奶牛饲养小区，但大范围推广奶牛饲养小区其实存在两方面风险：粪便污染和疫病控制风险会大幅度增 加，毕竟一家一户驾驭奶牛疾病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国家在环保、动物粪便处理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也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马上会浮出水面。
奶牛饲养小区不是简单归大堆，把奶牛集中到一块儿饲养，应该考虑如何把奶牛饲养小区建成一个真正的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小区，如何提高农民的 科技水平、科技素质，因为发展奶牛饲养小区标志着奶牛养殖由传统经营向现代化经营迈入了一步。发展现代奶业需要现代农民，发展奶牛饲养小区，必须要把培育 现代农民作为首要目标。我国现在的奶牛饲养小区并没有提高农民的经营素质、管理水平，对农民来说，经济效益没有多大提高，这样反而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因 此，让农民进入奶牛饲养小区养殖奶牛一定要保证农民受益，如果农民进入奶牛饲养小区，劳动力增加受益反而下降，这就起了负作用，可能不利于奶业发展。
中国的规模化经营道路究竟该怎么走？完全把规模化道路集中在饲养小区上，这条路适不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国情？这值得深思。
《乳业时报》：奶牛规模化养殖势必要淘汰一些散养户，但在淘汰散养户时如何做到尽量减少损害奶农利益？
刘玉满：我个人对于快速淘汰散养户持反对意见。在许多低收入地区，饲养奶牛带来的收入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决不能一下子将他们排挤 出牛奶生产者的行列，我们可以设置一定的门槛，但要保护农民的正当合法经营权利。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让我们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散养户，如何 真正为农户提供有针对性的经济实用的技术服务。
目前，我国对奶业提供的技术、服务体系，包括奶牛饲养管理、防疫等都主要针对大的牧场，小的牧场在技术服务体系方面特别薄弱。我们到许多基层进 行调查，真正的散养户实际上特别渴望得到政府部门的技术服务，但技术服务还没有覆盖到这一层面。现在农户的饲养管理水平还比较低，包括北京郊区等一些发达 的地区，奶牛饲料都非常单一。如果我们能教农户如何制作青贮、成立青贮合作社，帮农民解决青贮饲料问题，走种草养殖的生产道路，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
《乳业时报》： “千头牧场”、“万头牧场”是否有利于奶业的可持续发展？
刘玉满：发展大规模的牧场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看国家科技支撑、人才支撑，财政支撑的情况。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真正达 到发展大规模牧场的这个阶段？大牧场建立起来会排斥小牧场，排斥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这方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而且大牧场建立会给防疫带来风险，使动物 福利水平下降，从而造成动物的机体抵抗力下降，容易形成病毒，而这些病毒在机体内又可能重新变异、组合形成新的病毒。禽流感等一些疫病的发生与大规模的工 厂化养殖模式是有一定关联的。现在，欧盟许多国家在大规模的工厂化养殖道路上走回头路，也在反思工厂化养殖道路的可行性。
我们国家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在转型过程中，如何把握机会，认真总结西方发展道路，从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走真正适合中国国 情的适度规模化发展道路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关注的。
《乳业时报》：我国奶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否存在缺陷？如何改革、完善我国奶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刘玉满：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实行的“公司+奶站+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龙头企业、奶站、奶农三个不同的经营主体没有形 成利益共同体，三者都是恶性竞争关系，没有形成合力。原本我国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是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模式，但包括大的企业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做到，为 什么没有做到？是不是说明我国产业化经营模式本身就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从长远来看，要想提高我国奶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我们应该借鉴欧盟一些国家的产业化经营经验。在欧盟，普遍实行的是以合作社为主，“合作社+公 司+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这个模式中，合作社是龙头，其中的公司是合作社自己办的公司，其中的农户都是合作社的成员。社员生产的牛奶交给合作社，原料 奶由合作社统一加工，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公司的利润由合作社、企业和社员共同分享。这样，合作社、公司和农户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保障了欧盟国家奶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虽然我国也在办合作社，但虚假成分较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另外，我国已经成立的合作社仅局限在生产领域，还没有进入加工和流通领域， 入社的社员无法分享到产业下游环节带来的超额利润，因此，他们对于成立合作社的积极性并不高。
我国奶业下一步要想可持续发展，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瓶颈。产业链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分配不均， 最终会导致生产环节分得的利益少，奶农如果不挣钱或者赔钱，奶业发展的基础就会动摇。因此，如何理顺产业生产者、奶站和生产加工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我国 奶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
《乳业时报》：乳产业链在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提高奶业质量水平？
刘玉满：我国奶业要想可持续发展要走科学发展道路。最早疫病风险对奶业影响非常大，现在看来，食品质量安全是对奶业的最大威胁。三鹿奶粉事件暴 露了我国的质量安全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将来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政府部门能不能把执法体系建立、健全、完善，执法到位？
事实上，荷兰的乳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模式对于我国政府思索在三鹿奶粉事件影响下乳品产业链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以及如何提高奶业质量水平有很好 的借鉴意义。荷兰的乳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从六个环节抓起：对奶牛个体的质量监测与管理；对饲料的质量监测与管理；对家庭农场的质量监测与管理；对牛奶的 质量监测与管理 ；对乳品企业的质量监测与管理；对终端产品的质量监测与管理。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在主要负责，管理者之间的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位而且 管理标准完善，管理体系健全。这是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做到的。我国对乳制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基本还处于对终端产品的检测阶段，对生产、运输、加工的监管分工不 明确、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管理标准还有待于完善和提高。可以说，供应链管理是未来我国奶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发展方向。
《乳业时报》：去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扶持奶业的政策，今年政府是否会继续出台一些政策、加大乳业扶持力度？
刘玉满：我认为应该会有，因为扶持奶业是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中国的奶业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弱的产业，需要政府部门扶持。当然，政府也不会放 弃扶持奶业，不论从良种、技术培训还是规模化经营方面都会有扶持。就目前来看，政府在奶牛养殖小区、规模化经营方面投入比较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