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姚毅婧)：中国乳品业近期再次遭遇奶荒，各大城市生鲜牛奶价格纷纷上涨10%。中国奶荒何以发生？怎样治理？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完成对荷兰 乳业的实地考察。12月9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食品安全与农业改革》上建言，中国乳业的根基在农民，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呼唤农业改革齐头并 进。
荷兰奶农是产业链的主人
党国英用对比数据，揭示了中国与荷兰两国在乳制品行业上所存在的差距：
荷兰的国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仅是浙江省的2/5。荷兰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0人，又是中国的3倍。但是，土地资源小国的荷兰却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和名列前茅的乳制品出口国。中国全年的牛奶生产量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是28公斤，荷兰是740公斤。
荷兰平均一对农村夫妇在机械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支撑下可以饲养50到100头奶牛，中国散户奶农平均每户只有3-5头奶牛。荷兰中型奶农牧场去年的净收入达到为6.4万欧元，其中销售牛奶收入4万欧元，其它收入2.4万欧元。
党国英指出，中国奶牛的养殖方式，要么是小规模、低水平的散户奶农分散养殖，要么是由大型乳企主导的，挑战动物防御和环境控制极限的“万头奶牛 大牧场”。荷兰的合作社则鼓励奶农户外放牧，让奶牛在蓝天白云的草地上按照动物的本性寻觅原产地生产的饲料，通过从牧草到奶杯的生态农场、绿色加工提高牛 奶质量。
党国英认为，造成中荷两国乳品业显著差距的原因是农业经营模式。我国乳品业的牛奶生产模式是“公司+农户”，企业压级压价，奶农降低质量的矛盾突出，近年来中小奶农纷纷杀牛卖肉，退出牛奶生产；荷兰乳业生产模式是“适度规模家庭农场+产供销一体化奶农合作社”。
“在荷兰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中，奶农是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主人，奶农们选举产生合作社的领军人物，合作社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薪酬委员会又雇佣来自世 界500强的职业经理人管理乳品公司，为奶农打工”，他具体解释称，合作社保证其控股的乳品公司用不低于欧盟市场平均价格收购奶农生产的全部牛奶，即便收 购价格定得低了，乳品公司还会把经营利润返以现金分红、企业债券、债券利息等方式返回给奶农。奶农不进厂、不进城，却能在田间地头分享到整个乳制品产业生 产、加工、销售环节，乃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部利润。
中国农民可以组织起来
与党国英一同前往荷兰考察乳业状况的还有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和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中国乳业如何借鉴国际经验，突破当前困境？三位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在中国近期发生的“奶荒”背后，依然存在着由于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滞后而产生的“奶荒”隐患。苏勇认为，在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中，任何外部的努力 都代替不了企业和经济组织内部的自律。荷兰的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中，存在着一个难能可贵的奶农、合作社、乳品公司职业经理人三方制约的自律机制。合作社组织 是奶农自发自愿组成的自我管理组织，它能够实现多数诚信经营奶农对少数不合格奶农的监督。乳品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用专业知识完善质量体系，奶农们又为了家庭 农场世代相传，永续经营的目标，对职业经理人过于激进的经营策略纠偏、纠错。
肖知兴教授认为，荷兰和中国都属于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珍贵的国家，乳品产业的规律又是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大大高于奶牛养殖。因此中国的乳业合作社也需要探索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使奶农可以足不出户获得农业生产以外的利润。为家庭农场的科技进步输入新鲜血液。
“中国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曾经著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探讨中国企业成败得失的肖知兴教授指出，首先，我国农民兴办合作社的积极性 空前高涨，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已经达到80万家。其次，受过较好教育和互联网熏陶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接受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的 文化价值，这些价值和契约精神的结合，正是发展合作社组织的思想基础。再次，更多的大学生和公司白领选择回农村创业，又将提升农业劳动者的技能和营销能 力。
党国英建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鼓励土地适度集中，使中国的奶农有产者有恒心，有规模的家庭农场生产实现高效率的乳品生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我国农民更多的财产权，提高执政效率的要求。党国英进一步指出，中国食品安全的管理方式也要借鉴荷兰等发达国家经验，相应变革公、私权利运营方式。一方面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要对土地经营中涉及公共利益、生态环境的部分明确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