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场相邻的是村民蒋建民的地，他对农场除草除虫的办法并无兴趣，照常该打药打药、该施肥施肥。
蒋建民算了一笔账：以普通方式种一亩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剂，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问题。如果靠人工除草，一亩地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季庄稼要进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着4亩多地，还要帮儿女照看孩子，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
每亩补贴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农场创办之初，蒋庆礼曾给蒋高明“打工”。双方约定，农场租用蒋庆礼的地，每年每亩补贴2000元，条件是蒋庆礼地里所产归农场所有，并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
“种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小麦一年只打了300多斤。要是用化肥农药，正常亩产都在1100斤左右。”蒋庆礼认为，按照小麦每斤1.2元的市价算，加上人工成本，有机小麦价格一斤达不到4元，种植就不合算。
“老百姓又分不清有机不有机，他们不认这个价，在当地不好卖。”蒋庆礼说，虽然农场每亩地给了他2000元钱，他的收入没减多少，但劳动成本增加了很多，“太累，不干了。”
同样的，去年8月，弘毅生态农场的4亩有机苹果第一年收获。曾彦认为自己种出的苹果“产量不比村民的低，口感要好很多”。但在村民眼中，农场的苹果“个头普遍小，颜色也不好看”，在集市上根本卖不动。
产品多是上网卖，价格高本地不认可
蒋高明算过一笔账，农场种植一亩地加上租地费、人工费，比村民多800元的成本，按照农场院外试验田每亩400斤左右的小麦产量，价格达到3元才有利润空间。而这个价格是市场上普通小麦的近3倍，很难被普通消费者认可。
“现在，小麦、面粉、面条大多是在网上卖，小麦大概5元一斤，面粉7元，面条10元，客户大多是生态农业支持者。”蒋高明的侄子蒋大龙说。
但网上销售一来附加成本高，二来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苹果、蔬菜一类的产品就不适宜网上销售，因为如果距离太远，等到了目的地也就变质腐烂了。
因为打不开本地市场，2012年，农场果园产的苹果白白烂掉了5000多斤，同年生产的有机玉米也因为没有订单，一多半成了肉牛的饲料。
作为农场的第二代，蒋大龙对叔叔回村创办生态农场的行为很是钦佩，他自己也曾经想学农学，可最后还是报考了公务员。
在蒋大龙看来，农场有很好的前景，但单靠一己之力还不够，应该引进企业资金，发动村民加入，形成规模效应。“以前也有企业来合作，觉得挣不了钱，都走了。”
蒋家庄村支书周京林也觉得蒋高明的生态农业想法“经是好经，想念好太难”。他觉得，一旦停用化肥转用有机肥，一来哪来那么多有机肥是个问题，二来土地转化期间势必大幅度减产，农民的收入无法保证。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的利益，走这条路现实就要减少收入，而且3年后产量能不能提上去，产品能卖什么价，都没有保证。”周京林说，这正是村民不愿跟着蒋高明搞生态农业的原因。
农场主蒋高明： 预计今年盈利30万
6月30日，蒋高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弘毅生态农场创办过程中的苦与乐。
记者：农场现在的收支情况怎么样？能实现盈利吗？
蒋高明：农场的回报主要来自于养牛，有机粮食也有些回报，但订单不多。猪、鸭、鸡、面粉等生态食品也开始有订单了。总体来说，农场已经开始盈利，去年纯盈利额达到了2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到30万元。
记者：从农场创办到现在，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蒋高明：主要的困难还是市场问题。因为市场没有打开，去年我们产的有机玉米卖不出去，大都喂牛了，有机苹果也烂掉了五千多斤。试验林下养鸡时遭遇了禽流感，全军覆没，当时真想打开鸡笼，放这些鸡出去，谁爱要谁要，不管了，但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
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您觉得农场的生态农业试验成功了吗？
蒋高明：从科研的角度说，农场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实践，我们证明了被农民烧毁的秸秆具有与草原草同等的饲料价值。不用一滴农药，采取物理加生物办法，也很好地控制了虫害。
记者：目前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和农场的态度，跟您的预期同步吗？
蒋高明：现在的消费者对于生态农业还不够了解。中国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远远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不愿接受有机食品的高价位。市场上大量假冒的有机食品，因为成本低，反而有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大量存在。
记者：把生态农业模式推广开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蒋高明：关键还是要看市场对有机食品的接受程度，如果需求量大了，有机食品的生产成本也可以降下来。只要种植有机食品能够盈利，农民还是愿意发展生态农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