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一些人面对不顺的时候会开玩笑说“我只好回老家去种田啦”，惯性思维里，回乡种田似乎是一种最后的无奈选择。
如果我告诉你，有两个青年回乡种水稻，年收入达到数百万。其雇佣的员工，年收入最少的也在5万以上，多的则达到了30万，而且享有大量休假包括三个月的年休假，你作何感想？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袁松松和黎兵春。2008年12月，在深圳公安机关工作的江西小伙袁松松辞职回乡种粮，晶报报道后曾引起轰动。到今天，袁松松和同是返乡种粮的黎兵春所联手创立的“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旗下已有5万亩稻田，机械化程度达到80%。
两人说，劳动力外流、土地经营权流转让规模化耕种成为可能……
很多“破例”仍艰难
2008年年底，袁松松回乡前，曾说让他下定回乡决心的，是两个原因：1、他曾给袁隆平写了多封信讲述自己想成为种粮大户的梦想。袁隆平承诺会给他提供技 术支持。2、他给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写了一封信，说想了解国家未来对于土地、粮食等的政策。苏荣亲自给袁松松打来电话，介绍了江西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的政策和构想……
2013年，再见袁松松，他说其实最大的原因是：2008年孩子在老家因为意外夭折了。袁松松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是：在外面混和孩子不在一起，和父母不在一起，和从小生长的土地不在一起……
父母对袁松松的回乡是反对的。父亲说“种田没出息又累，你已经出去了为什么要回来。”
2009年年初回乡后，当地团市委的“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给了袁松松60万贷款，袁松松说能拿到这么多贷款算“破例”了。有了资金，接下来就是要找大片土地，袁松松听说隔壁乡政府手里有不少田，于是找到了自家所在乡的书记做工作，最终拿到了830亩田。
袁松松说，贷款多、领导帮忙，都有“破例、树立典型”的意思。不过起步仍然很艰难。830亩土地有半年是淹在水里的，只能种一季，有几十亩地还不能种水稻。而土地的租金比小块正常土地还贵。
为了方便管理，袁松松在田头搭了一个窝棚。一天，刮大风，窝棚的顶被掀了，里面的电视机、床、衣服什么全部浇透了，请来的雇工吓坏了，趴在床边一动不敢动……
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第一年下来，830亩田的净收入是8万块。收获时父亲很高兴，可袁松松却觉得，每亩田的净收入太少了，他总结了问题所在……
袁松松发现了很多问题：承包的田在隔壁乡，谷子拉到自己家附近晾晒，运费花了不少；联合收割机是还在磨合期的新机器，浪费了好多谷子……这些问题，他自己能解决，而有些问题则不能。
比如，种田的成本之一，是化肥、种子等“农资”，农资的市场价和出厂价差距很大。袁松松曾到九江的一个化肥厂想直接从厂里买化肥，化肥厂表示“年需求达到200吨我们才和你交易。”200吨意味着需要有数千亩田……别的农资采购中，袁松松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还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一套公开公正的规则。830亩田第一年承包到期后，因当地村民反对便很难继续承包。
南昌附近曾有一片面积达7000亩的土地发包，提出了要“龙头企业”、“一次性交纳1400万保证金”。而农业经营者无法像工商业那样拿到贷款。袁松松说“农资设备、农村房子、土地承包权都不能抵押，城市里订货合同也可以变成钱，农业却只有靠自有资金起步。”
国家政策在农业里似乎也不起作用。比如国家对种粮有补贴，可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人根本拿不到，有原始承包合同的人却凭空拿走。更荒谬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物的荒田一样有补贴，粮补变成了地补……
在工商业里存在的许多现代规则和手段，在农业里并不存在，“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袁松松认为，要拥有与农资厂商谈判的话语权，必须有更大的规模，而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他决定成立一个合作社，他的合作伙伴是黎兵春。
九隆合作社的超常发展
黎兵春是个来自农村的70后，办过企业做过商业，有一定资金实力。他早在2008年就曾找袁松松谈合作。黎兵春说，农业问题越来越多矛盾突出，而从商业角 度来说，问题越多机遇就越大。而在农业里，“大农业才是至关重要的，人再怎么过，大米离不了。”“种粮的农民相当困苦，真正想帮助他们的人不多，国家政策 很好，许多农民却享受不到政策红利。”
黎兵春说，他看好和袁松松的合作，一是因为“世界最大的农业品牌就是袁隆平”，袁松松之前已经和他有联系，“有一个好的平台会很不一样”；二是因为，袁松松在策划、组织材料、资源整合方面很厉害。“他缺的是资金和社会经验，而我有这些。”
2010年，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成立，袁隆平亲自题写社名。袁松松说，最初本想用“九龙”的名字，袁隆平认为会与香港九龙混淆，于是从自己的名字里 取出一个“隆”字来命名。袁松松与袁隆平虽然都姓袁却非亲非故，袁隆平甘当人梯，纯粹是出于对有种粮理想的青年的支持。袁隆平为合作社提供了大量优质种子 和技术指导。
有了黎兵春的运作，袁松松的许多设想不再停留在纸上。
首先他们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经营权：南昌附近的7000亩土地，虽然已被某龙头企业承包了，但该企业只是想转包获利，加价后他们拿到了经营权；南昌附近某前劳改农场的土地，通过公开竞标拿下，1700亩；共青城附近一个村围湖造田的土地，5000亩……
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拿到经营权的土地已经达到2万亩。袁松松说，几年里，有许多人开始做“合地”的生意，也就是把一家一户几亩几亩的土地通过协议的方式转 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加价打包转让。袁松松举例说，自己家所在的村2008年还找不到大片土地，到了2010年，已经联成一片的130多亩土地由父母接手 种。邻村曾经荒芜的70亩土地，部分已经荒芜了12年，去年全部被开出来，重新向外发包经营权，“兼并转让每天都在进行”。
而关于土地经营权转让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曾经为找几百亩土地焦头烂额的袁松松后来觉得，很多信息自己完全没有精力财力去接手。于是就免费把“资本能力以外 的信息”转给其它种粮大户，而这些种粮大户因此加入合作社。此外，合作社主动上门找到很多大户，邀请他们，而合作社能给予他们的，是各种信息，比如有什么 好品种、好做法，哪里有土地流转，有什么新政策出台等等。而最实惠最重要的，是合作社能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拿到各种农资……
规模带来的谈判资格
因为上了规模， 2011年，合作社直接和山东的一家化肥厂对接……到现在，几乎所有农资，合作社都能拿到出厂价。
袁松松说，市场价和出厂价相差很大，市场卖60多元的种子合作社拿到的价格是42块，综合算下来，每亩田在农资采购方面能节约15%—30%，也就是60 元一亩。而合作社目前并没有从中获取太多利润，“我们的想法是先上规模，给农民尽可能多的实惠，我们要拿的差价是现有规模和更大规模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