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邑县养鸭专业村发展纪实
时间:2009-07-31 13:01 来源:农民日报 责任编辑:欣然
核心提示:1999年和2004年,本报曾以《山东有个“浙江村”》和《教会了徒弟,养胖了师傅》为题,报道了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从浙江省舟山群岛迁徙而来的120户、260名农民,自然形成“浙江村”,搞“鱼鸭混养”发了财,并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养鸭的故事。
1999年和2004年,本报曾以《山东有个“浙江村”》和《教会了徒弟,养胖了师傅》为题,报道了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从浙江省舟山群岛迁徙而来的120户、260名农民,自然形成“浙江村”,搞“鱼鸭混养”发了财,并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养鸭的故事。
前不久,记者再次来到临邑。浙江人的代表、“浙江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尧说:“1997年,这里开发了很多鱼塘,我们就从外地迁了过来;这几年,我们‘浙江村’的很多人又迁到了别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养鸭业刚刚起步,市场较好。现在我们‘浙江村’里,浙江人不到50户了。”
浙江人走了不少,但他们给临邑留下了一个覆盖5个乡镇、87个村庄、1680个农户,年养殖蛋鸭800万羽,鱼2000万尾,年销售收入6亿元的产业;一个实现养殖户年纯收入8万元,占地面积1.4万亩的“国家级鱼鸭混养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浙江村”在当地养鸭业发展中发挥了“鲶鱼效应”
当年,这批会养鸭的浙江人来临邑,是因为这里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临盘街道党委副书记李延庆说,当时的临盘镇有1.1万亩盐碱荒滩,没有村落,更少人烟。1994年春,临盘通过借、贷、挤等方式,筹措资金1360万元,抽调30多台大型挖掘机械,挖起鱼塘,垫高“台面”,实现了水电路话“四通”,引导农民发展养鱼。
“条件适合养,但当地没有养殖传统。”王永尧说,“一开始这里单纯养鱼,挣不到钱。当时我已在其它地方养了6年鸭,但是那里要搞建设,不能养了。听说这边挖了很多鱼塘,我们就过来探了探。”
1998年与王永尧一起到临邑的浙江人共11户,23口人。他们盖起了鸭棚,租赁了池塘,购进了蛋鸭和鱼苗,进行鱼鸭混养。一年下来,平均每亩水面比单养鱼增收1.5万元。王永尧老家的亲戚和邻居听说了,也纷纷前来“淘金”。王永尧也成了“浙江村”的名誉“村长”,2000年,他又成为了“浙江村”党支部书记。
王永尧说,浙江人能够来到临邑并顺利地发展,得益于临邑人的不排外、好相处,也得益于临邑的好政策。
据了解,为搞好荒滩开发,临邑出台了50条优惠政策。承包水面送“台面”,一亩水面每年分两次交纳300元承包费,价格低;主动为浙江人的生产、生活排忧解难,子女就近入学,建鸭棚统一协调原料等;镇里成立了养鸭领导小组,专门为养殖户统一引水排水,统一供应饲料,统一维修鸭舍,统一检查防疫,统一销售产品;开通了热线电话,遇到意外情况,打个电话,人到车到,现场解决。
“选好品种、注重防疫是关键”
王永尧从1968年开始养鸭,是这个行业里的“土专家”。他说:“养殖蛋鸭,选好品种、注重防疫是关键,只要这两样不出毛病,十有八九能挣钱。”
今年40岁的孙德清,是临盘街道孙家村人,2002年开始跟随浙江人搞鱼鸭混养。他说:“刚开始咱不懂什么是品种,有一茬鸭子光吃料不下蛋,后来请教了王师傅,才知道是因为买鸭苗时图便宜,买了品种退化的老品种。”
后来,孙德清就加入了王永尧的养鸭协会,由协会统一购进鸭苗,从那以后,他养鸭子就没有赔过钱。
王永尧还说,当年之所以离开家乡浙江出来养鸭,除了南方土地少、养殖成本高的原因,很重要的是因为养殖初期不注重防疫,导致后来疫病太难控制,风险太高。
“到了这边后,我就跟政府交流,说了以前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牵头成立了养鸭协会。”王永尧说。
现在,临邑已大面积推广了王永尧养鸭协会的做法。据临邑县畜牧局局长王英辉介绍,临邑先后完善了鱼鸭混养标准、养殖管理技术规程、质量等级标准体系等“ 八项”技术标准,使示范区从进鸭、饲养管理、兽药使用、卫生防疫等环节都走上了规范化管理轨道,并实现了“八统一”,即统一规划鸭舍鸭池、统一购进幼鸭、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卫生防疫、统一蛋品销售、统一淘汰老鸭、统一收取水面管理费、统一治安保卫。
孙德清说,这一棚一次大约养3000只鸭,鸭苗以15元/只左右的价格买入,养到100天左右开始产蛋,产蛋高峰期一般有8个月;产蛋期内,3000只鸭一天大约产360斤蛋,按现在4.2元/斤的价格,收入在1500元左右,扣除一天约900元的成本,日收入在600元左右;鸭子养殖到10个月左右,产蛋量开始下降,但每只鸭的重量长到3~4斤,大约能卖20~30元;此外,还有卖鱼的收入。
“这样算下来,一个棚一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目前临盘街道有1300户养殖户1600个棚,户均收入在8万元左右。”李延庆副书记说。
“明知养鸭子挣钱,但很难租到地方了”
然而,从2006年春天开始,“浙江村”人陆续离开了临邑。“当地人会养了,富裕了,我们也要走了。”王永尧说,“有的去了禹城市农业开发区,有的奔河北省白洋淀一带去了。那些地方养鸭业刚起步,成本低,水质好啊。我们浙江人干的是‘候鸟经济’!”王永尧细说迁徙根由,“当然,也有揣上钱回家养老的,也有经商办企业的。”
的确,随着鱼鸭混养效益的显现,当地人养的越来越多,养殖成本也提高了。“现在的水面和地面都算钱,知道养鸭子挣钱了,但很难租到地方了。”王永尧说。现在,搞鱼鸭混养的大多是当地人,除了临盘这个“浙江村”外,在邢侗、兴隆等乡镇,也有了养鸭专业村。
临盘街道洪家寨村的王生贵,夫妻俩把家从七八公里外的洪家寨搬到了鸭场。他说:“咱当地人过去太恋家,是死蛤蟆不出湾。这几年跟着浙江人养鸭子,我算看开了,就得哪里能挣钱上哪里去!”
王永尧说:“女儿在上海上完大学,买了房子,我们两口子也快干不动了,快到回家养老的时候了。”但是,王永尧对临邑的养殖前景满怀信心。“这些年,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特别好,我在这里开的兽药店,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养殖户们除了定期来买疫苗,这几年基本没什么病,连鸭子感冒都没有。照这样下去,再养个十年八年,不会有大问题。”王永尧乐呵呵地说。
前不久,记者再次来到临邑。浙江人的代表、“浙江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尧说:“1997年,这里开发了很多鱼塘,我们就从外地迁了过来;这几年,我们‘浙江村’的很多人又迁到了别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养鸭业刚刚起步,市场较好。现在我们‘浙江村’里,浙江人不到50户了。”
浙江人走了不少,但他们给临邑留下了一个覆盖5个乡镇、87个村庄、1680个农户,年养殖蛋鸭800万羽,鱼2000万尾,年销售收入6亿元的产业;一个实现养殖户年纯收入8万元,占地面积1.4万亩的“国家级鱼鸭混养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浙江村”在当地养鸭业发展中发挥了“鲶鱼效应”
当年,这批会养鸭的浙江人来临邑,是因为这里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临盘街道党委副书记李延庆说,当时的临盘镇有1.1万亩盐碱荒滩,没有村落,更少人烟。1994年春,临盘通过借、贷、挤等方式,筹措资金1360万元,抽调30多台大型挖掘机械,挖起鱼塘,垫高“台面”,实现了水电路话“四通”,引导农民发展养鱼。
“条件适合养,但当地没有养殖传统。”王永尧说,“一开始这里单纯养鱼,挣不到钱。当时我已在其它地方养了6年鸭,但是那里要搞建设,不能养了。听说这边挖了很多鱼塘,我们就过来探了探。”
1998年与王永尧一起到临邑的浙江人共11户,23口人。他们盖起了鸭棚,租赁了池塘,购进了蛋鸭和鱼苗,进行鱼鸭混养。一年下来,平均每亩水面比单养鱼增收1.5万元。王永尧老家的亲戚和邻居听说了,也纷纷前来“淘金”。王永尧也成了“浙江村”的名誉“村长”,2000年,他又成为了“浙江村”党支部书记。
王永尧说,浙江人能够来到临邑并顺利地发展,得益于临邑人的不排外、好相处,也得益于临邑的好政策。
据了解,为搞好荒滩开发,临邑出台了50条优惠政策。承包水面送“台面”,一亩水面每年分两次交纳300元承包费,价格低;主动为浙江人的生产、生活排忧解难,子女就近入学,建鸭棚统一协调原料等;镇里成立了养鸭领导小组,专门为养殖户统一引水排水,统一供应饲料,统一维修鸭舍,统一检查防疫,统一销售产品;开通了热线电话,遇到意外情况,打个电话,人到车到,现场解决。
“选好品种、注重防疫是关键”
王永尧从1968年开始养鸭,是这个行业里的“土专家”。他说:“养殖蛋鸭,选好品种、注重防疫是关键,只要这两样不出毛病,十有八九能挣钱。”
今年40岁的孙德清,是临盘街道孙家村人,2002年开始跟随浙江人搞鱼鸭混养。他说:“刚开始咱不懂什么是品种,有一茬鸭子光吃料不下蛋,后来请教了王师傅,才知道是因为买鸭苗时图便宜,买了品种退化的老品种。”
后来,孙德清就加入了王永尧的养鸭协会,由协会统一购进鸭苗,从那以后,他养鸭子就没有赔过钱。
王永尧还说,当年之所以离开家乡浙江出来养鸭,除了南方土地少、养殖成本高的原因,很重要的是因为养殖初期不注重防疫,导致后来疫病太难控制,风险太高。
“到了这边后,我就跟政府交流,说了以前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牵头成立了养鸭协会。”王永尧说。
现在,临邑已大面积推广了王永尧养鸭协会的做法。据临邑县畜牧局局长王英辉介绍,临邑先后完善了鱼鸭混养标准、养殖管理技术规程、质量等级标准体系等“ 八项”技术标准,使示范区从进鸭、饲养管理、兽药使用、卫生防疫等环节都走上了规范化管理轨道,并实现了“八统一”,即统一规划鸭舍鸭池、统一购进幼鸭、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卫生防疫、统一蛋品销售、统一淘汰老鸭、统一收取水面管理费、统一治安保卫。
孙德清说,这一棚一次大约养3000只鸭,鸭苗以15元/只左右的价格买入,养到100天左右开始产蛋,产蛋高峰期一般有8个月;产蛋期内,3000只鸭一天大约产360斤蛋,按现在4.2元/斤的价格,收入在1500元左右,扣除一天约900元的成本,日收入在600元左右;鸭子养殖到10个月左右,产蛋量开始下降,但每只鸭的重量长到3~4斤,大约能卖20~30元;此外,还有卖鱼的收入。
“这样算下来,一个棚一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目前临盘街道有1300户养殖户1600个棚,户均收入在8万元左右。”李延庆副书记说。
“明知养鸭子挣钱,但很难租到地方了”
然而,从2006年春天开始,“浙江村”人陆续离开了临邑。“当地人会养了,富裕了,我们也要走了。”王永尧说,“有的去了禹城市农业开发区,有的奔河北省白洋淀一带去了。那些地方养鸭业刚起步,成本低,水质好啊。我们浙江人干的是‘候鸟经济’!”王永尧细说迁徙根由,“当然,也有揣上钱回家养老的,也有经商办企业的。”
的确,随着鱼鸭混养效益的显现,当地人养的越来越多,养殖成本也提高了。“现在的水面和地面都算钱,知道养鸭子挣钱了,但很难租到地方了。”王永尧说。现在,搞鱼鸭混养的大多是当地人,除了临盘这个“浙江村”外,在邢侗、兴隆等乡镇,也有了养鸭专业村。
临盘街道洪家寨村的王生贵,夫妻俩把家从七八公里外的洪家寨搬到了鸭场。他说:“咱当地人过去太恋家,是死蛤蟆不出湾。这几年跟着浙江人养鸭子,我算看开了,就得哪里能挣钱上哪里去!”
王永尧说:“女儿在上海上完大学,买了房子,我们两口子也快干不动了,快到回家养老的时候了。”但是,王永尧对临邑的养殖前景满怀信心。“这些年,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特别好,我在这里开的兽药店,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养殖户们除了定期来买疫苗,这几年基本没什么病,连鸭子感冒都没有。照这样下去,再养个十年八年,不会有大问题。”王永尧乐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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