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莲”与“野败”殊途

　　在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的办公室，朱英国院士向记者回忆往事，窗外樱花正盛开。

　　“我们当时就是想要研究和野败型不一样的。”朱英国说。1974年，武汉大学的专家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培育出“红莲型”不育系，其遗传特点与其他野生稻细胞质不育系完全不同。后来，朱英国的红莲型、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系杂交稻的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正是凭借这一突出贡献，2005年，朱英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湖北袁隆平”。

　　但是，红莲稻生不逢时，比野败稻晚出来一年，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74年，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正为攻克杂交水稻进行科研大协作。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朱英国是湖北协作组组长。“当时全国大协作基本上就是在攻关野败型。它的稳定性也好。我们的红莲型给了很多单位，但没有得到重视。”朱英国说。

　　1964年，袁隆平首先提出通过“三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研究设想，揭开了中国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崖县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普通野生稻，袁隆平把它命名为“野败”。1973年，全国大协作组在海南育种攻关，实现了三系配套，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每亩500公斤以上，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神话。1976年开始，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野败型杂交稻开始大面积推广。

　　朱英国并不讳言，红莲型在当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比如育性稳定、纯度和优势组合等问题。1978年，由于时局的变化，湖北省协作组解散。朱英国又从协作组回到武汉大学，在研究力量和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开展研究。

　　朱英国和他的研究团队，每年夏季在湖北，冬季在海南，几乎没有与家人度过一个完整的春节。2000年他们克服了这些缺陷，一批新的红莲型强优杂交组合育成。这一年，朱英国邀请包括袁隆平在内的全国杂交稻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朱英国说：“他们都十分肯定。新的红莲型不育系确实不错，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

　　同一年的12月11日，袁隆平的杂交稻种进入资本市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目前，“隆平高科”是杂交水稻龙头企业，一年的杂交稻种子销售额达7亿元。

　　自2002年以来，红莲优6、粤优9号和珞优8号等3个品种先后通过了国家和省级种子审定。2008 年，珞优8号通过了国家农业部专家的超级稻测产验收。湖北省一位水稻专家表示：“红莲稻最突出的特点是，解决了杂交稻‘高产不优质’的问题。论产量，它比其他品牌增产6%左右，论米质，它是国标优质米二级，论抗性，它已经解决了早期出现的抗倒伏差和易患稻曲病等问题。”

　　朱英国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初协作组不解散，大家协同起来一起研究红莲，可能很快就搞好了。”他的感慨里不无把红莲稻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梦想和忧虑，“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利用自己创造的杂交稻组合，实现湖北的杂交稻种子产业化和稻米产业化”。朱英国心中的标杆便是“隆平高科”。

　　但是，袁隆平推广野败型杂交稻时那种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朱英国面对更加艰难的种业格局。

　　杂交稻产业化困境

　　2006年3月25日，朱英国以技术参股的方式加盟由深圳三家投资机构发起的武汉国英种业有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朱英国拥有了一个种子加工厂、杂交稻制种基地和新品种展示基地。和袁隆平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式推广不同，朱英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和惨淡的现实。

　　尽管红莲稻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列为2007、2008、2009年湖北省中稻主推品种，但至今推广并不理想，在全国的种植面积累计只有2000万亩。

　　朱英国忧虑地说：“现在农村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种田不像过去那样精耕细作，抛荒现象严重。”

　　除了劳动力的不足，让朱英国院士头疼的问题是土地。“制种需要成片成片的，假设你给我一千亩地，中间有个两三亩地种别的，有其他的花粉，就不行。我最想弄一个农场，但不好解决啊！”朱英国有些无奈地说。

　　湖北富悦种业公司总经理乐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种业要做大做强，不是资金问题，是基地问题和风险问题。”马志强表示：“杂交稻我们是世界领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做出一个世界领先的企业来。”

　　对于基地问题，湖北省种子集团总经理袁国保曾做过专门文章阐述。他表示，杂交水稻制种正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这表现为制种基地难上规模， 难以连片， 难以管理，而且伴随着基地整体素质偏低、生产成本被动提升、制种比较效益低等负面因素。目前， 很多基地能够做到几百亩或上千亩连片已经不错了， 很难回到上世纪80 年代几千亩连片的规模。

　　湖北省种子站副站长吴和明对时代周报表示，制约种业发展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制种风险高。由于目前尚无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保险，一旦种业风险出现，不仅给生产农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使种子企业面临灭顶之灾。此次海南两系杂交稻遇高温减产，就给一些企业带来灾难性影响。

　　除了生产方面的困难，在产业管理方面，中国种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吴和明认为，稻种品种、质量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系统研究，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比如同样的品种管理，品种保护在农业部科技司，品种审定在农业部农业司。从上面到下面，管理机构条块分割，千奇百怪，很难协调。

　　吴和明说：“种子行业是特殊行业，国家却没有按特殊行业来管理。从根本上讲，要修改《种子法》。”自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以来，随着中国种业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种子法》不完善的地方也显露出来，尤其是配套法规滞后甚至不配套，国家与省级、省级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据湖北省《经济内参》主编项俊波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几年全国范围内杂交稻制种面积减少30多万亩。农业部预测，今后几年杂交稻种子市场供应将由充足有余向供应偏紧状况转变，并且今年各地制种规模没有明显增加。

　　“多少年来，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确保粮食生产。从这一点上说，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执政党对粮食生产看得如此之重。但是仍然有根本性的问题尚待解决”，一位农业专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农业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种子是农业的基础。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种业正在陷入一种脆弱的境地，只有根本性的变革才会带来希望。”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韩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