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城镇化加速和户口制度的变化以及城镇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使存栏（特别是母牛）头数继续下降，母牛带犊分散饲养和集中短期育肥方式仍是主体。集中饲养或集约化生产模式已见端倪，单位农户的母牛存栏头数有所增加，出现母牛带犊小区、母牛带犊+育肥的复合生产模式。专业育肥场数量的增加速度大于单位育肥场育肥头数的增加速度。规模场和小区开始导入配套技术和设施设备。
　　饲料原料价格继续上涨，带动秸秆类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和专用饲料及添加剂研发需求的压力增加。中原和南方地区作物秸秆类继续过剩，西部饲料趋于紧缺，南方草山草坡利用率逐步提高。养殖成本增加，活牛价格上涨，但限于消费者承受能力，养牛效益空间仅小幅增加。
　　在国家层面，对包括制种战略，养殖和设施设备补贴，疫病发生问责制、提高疫病扑杀赔偿标准，针对个体或合作组织及企业的金融和保险政策和措施等仍难出台。在具有肉牛产业发展潜力和基础的省区，各级政府将在不同层面和程度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肉牛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在牛种选择和养殖上面临技术和推广瓶颈，在金融和养牛保险上面临结构性政策制约。